廉吏”，徐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记载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根本就无法统计，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海瑞当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
其时徐阶当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已，退还农民部分田产。但在暗中，却又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指使戴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才保住他的庞大田产。
由此可知，严公仆的“贪”，真正可怜可叹；而徐阶的“廉”，却实在让人齿冷。历史就是这样，让人琢磨不透。《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才有如此财产。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公仆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对贪与廉的问题，讨论已经毫无意义。
但历史，却把严公仆钉在耻辱柱上，不知为何。我们不否认，权力的力量。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我们再看如下资料，《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二记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严公仆的这类事，居然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实在费解。我们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实，说明严公仆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的确高尚许多。
我们再看一则史料，《皇明大事记：严嵩》中，记载严公仆一些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公仆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由此可知，内助如此，公仆何恶。
让人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公仆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贼”的黑名单。仔细想起来，这要归功于王世桢的个人欲望：泄私愤。
文人的泄私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说，天下唯女人与小人难以养也。其实，还应该再加一条：天下唯文人难以养也。文人颠倒黑白的手段，绝对不亚于统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让统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见绌。
王世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利益纠纷。关于这件事，史书上也有记载。王世贞的父亲就是当年，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机缘，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后来被严公仆父子得知，公仆父子向王索要。王迫于公仆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公仆。后来此事败露，严公仆对其衔恨。后王忬戍边不力，被下狱，严公仆上奏章，王于是死罪。
因此积怨，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及其他史著中，都对严公仆大加诋毁。公仆声名，一落千丈。而社会，在此误导之下，纷纷嚷嚷，猩猩吠吠，满城风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后的胸狭气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向，当然与皇帝有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一旦随心所欲，作为下属，就实在难为。集权下无忠臣，也许是对的；集权下显忠臣，也许也是对的。严公仆作为一个故事，虽然远去了，但是，历史总是在反复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当我们翻开一本历史，我们不得不思索：历史的鲜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能看见遥远的灯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