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上面的漫说宋江，其实就是一种“佛教”式解读。如果进行“胡椒”式的还原，就会发现上面对许多情节的分析，还可以做出另外一种解释。比如说对晁盖的分析：晁盖得宋江报信后，夜半尚未走，那是为了安排美髯公朱仝私放晁天王的情节，好写上朱仝一笔，为后面的情节打伏笔，却忽略了从宋江报信到朱仝带人来捕，时间间隔未免过长这一点，使得在下对作品进行封闭性阅读，得出了晁盖性缓这种“佛教”式的结论。又如唐牛为宋江顶缸，后面却没在交代他的下落，这是行文疏漏，当然可以分析作者这种疏漏背后的忽视众生的民族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原意并非借此写宋江凉薄，以下其他分析不少可以以此类推。当然，“佛教”与“胡椒”相差太大，首先是作者行文粗疏难辞其咎。
作者塑造宋江这样一个名动江湖的道德楷模，本意并不是要曲写奸雄（作者还以为他写出的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宋江），而是中国文人内圣外王的古老梦幻的折光。
《水浒》里的宋江与《三国》里的刘备相似，都不以个人的武技、智谋见长，都代表了作者这样一种理念，靠个人“仁德”的品格，即可以超越武技、智谋，奄有一方天下，或统领一方江湖。这实际就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极力鼓吹的由内圣而外王的政治理念。
这种理念，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经不住现实的考验。《韩非子•；五蠹》中早就说过，孔子天下圣人，学说风行海内，但只有七十二个弟子追随他，而象鲁哀公这样的下才之主，只要身为君主，境内的百姓，没有敢起不臣之心的，这说明民众真正畏服的是权势，就连孔子不也还得乖乖地给鲁哀公做臣子？这就证明即使“圣”也顶不了什么事，更别说由内圣而外王，完全是痴人说梦。
韩非子是对的。通观中国历史，大抵圣者不王，王者不圣，由内圣而外王，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即使是《三国》《水浒》想把刘备、宋江说成道德楷模，但也不得不写刘备的赖荆州、夺益州，以及宋江屠村等毒辣手段，而一般读者的接受，也多把刘备看做虚情假义，把宋江看作心怀叵测的乱世奸雄（在下并不是唯一做这种解说的人），这种“胡椒”与“佛教”间的差距本身，就是个意味深长、言说不尽的话题。
假如托塔天王晁盖不死于史文恭箭下，将来梁山诸人将何去何从？水泊事业往何处发展？晁、宋关系如何？会不会出现天平天国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宫一幕？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好在施耐庵先生运笔如椽，让108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其死去，让宋公明独自领衔唱这曲大戏。
其实对晁天王而言，他对梁山大业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有限，历代流民造反，带头起事者先是因缘巧合，历史潮流让一些草根人士成为一代枭雄，但历史自有其淘汰无能者的规律，最后干成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领导人必有过人之处。
天下苦秦日久，陈涉吴广等人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汉高祖这样目光长远、广纳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时代使朝廷元气大伤，遭受覆灭或几近覆灭命运的造反带头人，要么是如汉高祖、明洪武这样的雄主，能驾驭众人；要么是张角、洪秀全这样的教主，对众人有一种类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盖二者都不具备，他无非是乡间一仗义疏财、任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无宗教上的感召力，又无远谋深虑及驭使群雄的权谋，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打响对大宋王朝的第一枪”，搞了个“智取生辰纲”，这一票买卖显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诉求，无非是觉得梁中书给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取之不义，那么劫之无妨。而劫生辰纲最大的功臣是吴用，之所以要依附晁盖干这个勾当，主要看中晁盖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实，自己做着里正，在当地人脉关系不错，因此以晁天王为首抢劫当朝太师生日礼物，安全系数高一点而已。和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和白胜相比，晁盖还具备些做团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质。
后来事败，幸亏宋公明哥哥通风报信，才仓皇逃到梁山。顶着被朝廷捉住杀头的危险，晁盖等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祸，最后不得已激林冲火并了王伦，在和王伦属下旧人相比，新来的晁盖诸人无论在财力、武力上占优势，自然“新桃换旧符”，晁盖做了老大。晁盖做了老大，是阴差阳错，并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晁天王从上梁山到亡于箭伤，他的铁哥们其实只有阮氏三雄、白胜、刘唐而已。公孙胜是道士，曾经还一度脱离组织，以奉养老母为理由远离江湖，最后被宋江再度请出了山；而吴用这样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领袖群伦，必须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盖与宋江相比，宋江显然更合适，读书人和引车卖浆之流相较，考虑问题更加理智，因此吴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与时俱进的选择。
和晁盖相比，宋江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