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王爷

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王树增先生说：“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在李鸿章的榜样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四是李鸿章多次在国家出现存亡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残局，与外国列强谈判，忍辱负重，利用他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为中国争得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利益。

    甲午战败，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在朝廷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的态度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唇枪舌剑，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战，削减战争赔款1亿两，最后两害取其轻，毅然签署了《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朝廷仓惶西逃，无奈又请李鸿章从广东回京与侵略者谈判。李鸿章不顾家人劝阻，以老病垂死之身与列强周旋，折冲尊俎，力排众议，在保全国家体制的前提下，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甫定，他便吐血去世。

    王树增先生说：“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实职。

    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李鸿章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我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引用并归纳李鸿章的事迹，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国家落后必然挨打，打则必输，输则必割地赔款，割地赔款必有条约签署人。李鸿章就是这个代表落后国家必然命运的一个人格化象征。然而如果不是李鸿章而是他人担任这个人格化象征，中国输得会更多。由此引申的一个看法是，即使都是爱国，我们也更应该从结果而不是动机上判断谁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更有益些。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说义和团了。

    义和团的爱国热情是无庸置疑的。这样一个以“扶清灭洋”为宗旨、源自民间的群众性武装运动，是晚清时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一个产物，也是人民群众显示力量，参与历史创造的一个生动实例。

    但是，义和团运动的行动特征和结果是很不好的。

    义和团运动思想简单、愚昧，行为过火、野蛮，不但要杀尽一切洋人，而且夹杂着打砸抢。这个发源山东、蔓延河北、用封建迷信、反动的会道门形式组织起来的运动，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扶清灭洋，刀枪不入”。它的口号、思想和理念都与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合。当时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他们还相信神鬼附身、刀枪不入，搞龙头大哥，象黑社会一样。

    义和团为当权者所利用。义和团最初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义和团可以为我所用，先剿后抚，于是义和团也就将自己的口号改成“扶清灭洋“了。结果义和团运动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变成了清朝腐败糊涂的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一个工具。

    被清政府收容的义和团，不但在山东烧教堂、杀洋人，而且于1900年北上“抗洋”，漫入直境，横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发现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也乱刀砍死。

    义和团在北京攻打教堂与使馆，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董福祥的甘军和神机营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馆秘书生杉山彬，枪杀了北京外交使团领袖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诬报朝廷说是克林德先开枪，慈禧继而对列强宣战，终于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义和团完全是一个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以封建迷信为武器、具有极大盲目性的群众运动。群众的狭隘再加上统治者的愚昧，便以杀洋人、烧大使馆的鲁莽行动，招致列强武装入侵，中国为此付出了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