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时代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远比谭延前生记忆中后世大都市中一个城市的外国人数要少得多，但是能够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简单的被谭延分成两种人——一种便是以赫德、金登干、朱尔典为代表的最难对付的外国人，和他们打交道远比和他们背后的政府打交道要困难的多，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熟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潜规则，对于维护列强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无比的上心，这种责任心甚至超过了本国政府在外交渠道上的关注度；另外一种就是像美国公理会牧师溥明恩那样的外国人，他们虽然也有类似赫德那样的品质，但更多的是虔诚的教徒，在中国热心于办学校、办医院。
显然谭延对类似赫德这样的外国人是极为排斥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赫德等人的敬业精神也为他所佩服——他手底下的外交官和赫德这样的外交老手相比实在是太过稚嫩了，他们虽然明白这个时代国家生存的准则，但是在手段运用和政治嗅觉上，显然比赫德他们差了不知两筹。中国的外交官走向成熟还需要时间，谭延也理解这一点，除了给他们时不时的予以点拨之外，还专门在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的原京师大学堂中设立了国际关系专业，用以培养专门地外交人才。并且将这些外交官员派送出国，到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学中去深造。
只要现在想到并且积极的去做，一切都不会晚，在谭延看来中国有至少十年的时间等待这些外交官成熟起来，到时候在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潭中，就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其实不光是外交人才，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缺少的人才实在是太多了，展现在谭延面前的虽说不上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但无论是兴办企业、学校、军事系统等等方面。对新式人才地渴求是非常大的。
在人才需求的驱动下，谭延除了加大力度创办更多的新式学校之外，还对旧有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自从建立新政权以来，谭延和他的新政府便开始制造舆论攻势，取消科举考试制度，不过新政权成立之后对于科举制度的最终处理决定一直都没有下发，似乎在这件事上处于拖延不决的状态。
在科举考试这件事上，显然新政府并不认同这项延续千年地选拔官吏制度。不过谭延等人也不敢贸然就这么简单取消。这样才会造成政府拖延不决地状态。同时通过报纸等途径营造取消科举考试地氛围，使得政府如果真的取消科举考试制度，天下的读书人心中也有个心理准备。
在送走德皇威廉二世特使亨利亲王之后，七月九日北京中华共和国政府发布了政令——在五年之内取消科举考试制度。从今后五年开始，每年都会进行类似科举考试的选拔政府官员地考试，不过考试形式为策论形式……以前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被取消后，拥有不同等级功名的士子可以拥有进入相应等级的资政院就职，或是通过考试进入新式学校系统进行学习。
此举一出，全国上下立刻纷纷扬扬引起了一片争论——通过长时间的报纸舆论宣传，所有人都明白科举考试已经走到了尽头。想要再继续延续下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强烈的反对声固然有，但是并不是占据主流。政府并没有简单取消这项选拔官吏的制度。测试文字水印4。五年地缓冲期对于传统地士子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中间如果感觉把握并不大地话，可以现在就进入新式学校系统进行学习，事实上大多数士子都选择了两条路，一个是在这五年中参加政府的举行的考试，另外一条便是进入新式学校系统进行学习。
新政府的这条政令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传统士人，但却尽可能的照顾了大部分士人——一般年龄在三十岁以下都可以选择“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只有那些考了一辈子头发都考白的年老考生因为陷的太深而无法自拔。不过即便如此，这些年龄特别大的考生可以通过相应的功名或者是递交自己的考试经历之后，进入资政院。
资政院现在没有多少权力，但却也是一条步入政界的途径，只要不是为人太过迂腐，运气好的话照样可以成为新政府的官员——当然现在政府刚刚成立还不到一年，官员选拔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吸纳太多的传统读书人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但是考虑到想要将行驶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一下叫停，改弦更张，那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同样也会让新政府感到头痛。谭延敢这么做，也是倚仗了新政府充足的财力和对未来国力发展的充足信心所致，只要咬紧牙关渡过这几年，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起来。
尽管谭延最害怕的因为革命和推翻清王朝的军事行动对这个国家的元气伤害极为轻微，但是新政权初创几乎是千头万绪，一切新的秩序急需重新建立，像科举考试不过是其中影响比较重大的一个方面而已。在谭延等新政府领导人眼中，中国人不怕战争，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绝对不能没有秩序，一旦这个国家失去秩序，那老百姓就如同野草一样生命财产和他们的一切都无法得到保障，这个社会也就彻底陷入混乱无法自拔，直到新的强力政权重新建立秩序。在这方面谭延无疑是很幸运的，倚靠强横的武力在国内他没有任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