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不会跟自己的工程师犯别扭，他也曾多次登舰考察，三涨机的震动对于射击准确率有着明显的干扰，他也就不得不在海外谋求更加先进的战列舰发动机技术。天津和济南的发电厂应用了蒸汽轮机，目的就是为了让北洋的工程师们对新型动力机构有充分的了解，至于能不能实现小型化将其作为战舰的动力系统，谭延对此和射击指挥仪一样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只是作为培养工程师的工具而已。
如果以后出现可以实用的蒸汽轮机，谭延可以忍受暂时性的购买，但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战争物资永远的依赖国外进口——在三涨机的时代他是不指望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有划时代的革新创造了，但是面临国外很可能日益高涨的技术封锁，作为一个上位者他必须未雨绸缪，尽可能的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争取早日在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慈禧太后目前在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上还尚属温和，就算有光绪皇帝摆明车马争取权力，目前看来慈禧太后还没有采用过激的手段来应对。像谭钟麟和张之洞这样的老臣甚至都有些欣慰，不过谭延对此却没有任何期望——就像甲午战争过后，李鸿章曾经试图邀请伊藤博文来华做宰相来实现中国自强一样，国家自强绝对不是仅凭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便可以做到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尤其像中国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维新变法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至少对发动变法者本人是如此。
李鸿章虽然邀请伊藤博文出任中国首相，心中到底怎么想地谭延不知道。不过后来这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李鸿章的主张居然被很多人所相应，只是后来朝廷认真讨论此事地时候。李鸿章则选择了退却——他致电伊藤博文说先前的邀请不过是玩笑之举……谭延看得出来李鸿章此举的背后也许是出于真心邀请，但更多的是点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病——就算再优秀的领导者面对这样的环境也是白搭。
康有为这伊藤博文相比自然是还差了八条街，从来没有从政经历地他根本无法应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政坛风波。而在谭延看来中国富强的前提条件便是推翻清政府，从根本上彻底扫清就制度的藩篱，重新建立一个适合当前国际环境的新制度，以中国的优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追赶列强。虽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达到地，但有个十来年成为一个二流国家不被欺负还是没有太大问题地。中国需要做的只是稳扎稳打，相比之下日本的剑走偏锋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次有一次的置于赌桌之上，显然中国的优势要强得多。仅有发达的工业还是不够的，在这个时代中国固然需要手中握有利剑，但指挥身体的大脑若不行地话，那不过是沦为笑柄的对象而已，富强之路是走不远的。必然会重蹈洋务派的覆辙。沈静这次回济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办学——这次办学并非是招收学生广建学院，而是专门为地方官员办学，除了官员之外，还有各地名望乡绅也要进入设于山东各地地四处“民主学堂”学习。
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向朝廷发出立宪地奏折时候，谭氏父子也选择了站在立宪这以新潮的派别一边，最终促成了慈禧太后立宪地默认，并且还派出了八大臣出洋考察。尽管荣禄为首的八大臣连同其随员在谭延的暗杀图谋下都做了冤死鬼，朝廷的立宪举动似乎刚刚开头便又缩了回去，不过谭延却没有最终放弃“民主”路线——这是从根本上杜绝中国出现皇帝的做法。而直隶三省大力发展教育除了要培养打量的技术人才之外，说到底也还是在为进一步的思想启蒙做准备。
康有为等维新派党人其核心便是仿效欧洲那样，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虽然这和谭延的想法差了很多，不过他不介意搭上维新派的民主思想普及顺风车。这并不算是向维新派一边倒。而是谭延早先针对帝党和后党之争所定下的最基本的策略——北洋要用自己的实力来保证两边不会发生一边倒的状况。更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和济南同时成立了议事会。天津议事会一共选举了五十人为议员，而济南议事会作为省级议事会，共选举了一百人为议员。天津和济南的议事会为中国的第一个“议事会”，从成立的时间和天津与济南的关系，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谭延一手策划的。不过这个议事会也不是那么好成立的，谭延也是经过了将近一年半的准备时间才走到今天这步——这些“议员”并非选举而来，但是能够进入议事会的人员无不都是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在国内经过了为期半年的培训，然后再到欧洲考察半年才回国。
对于“议员”谭延也做过相当严格的要求——年龄必须是三十岁至四十岁，必须具有举人功名者才可以加入其中。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年龄的知识分子不至于让这个本身就已经很变味的“议会”更加变味，但是可以想象处在这个年龄层的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变法维新派有着很大的好感，加上谭延有意无意的偏袒，就使得“议事会”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抹上了维新派的色彩。这样的议事会肯定和谭延心目中的相差甚远，不过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勉勉强强凑合了，只是维新派的色彩太重了显然不附合他的政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