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但后世历史对其下地定论便是变法派地死敌，换句话说这个“老白脸”是保守派头号分子。不过谭延与其接触时间长了却不这么认为荣禄就是保守的，虽然这家伙非常贪财，也承认谭延地“银弹”攻势对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荣禄这个人是非常有原则的，你若是触动了他地底线。这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大贪官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
由于荣禄是兵部尚书，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俩人之间的接触还是以军事为主。在谭延看来荣禄的“将门之后”这个招牌有水分是肯定的，但若说一无是处也绝对不正确——这家伙是不懂军事，但却能够从谏如流做应该做的事情，明白旧式军队已经不堪重用，要想保住这个江山必须用新式军队才行，而且绝对不是淮军那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新军”。
谭延明白康有为的变法行动会在历史上产生怎样的效果，更明白对于他们本人会有怎样地后果。按照前生的记忆，袁大头被动的等着武昌起义反手掀翻清王朝还有十多年，而谭延却有把握在数年之内便可以做到这点。有更稳妥的路可以走。他绝对不想跟着变法派去趟浑水，所以在荣禄见康有为之前必须自己先表个态，到时候荣禄举起屠刀地时候自己也好置身事外——他不想为变法派服务，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努力为一个腐朽到极点的皇权而服务；他更不愿意当别人手中的屠刀。他已经打定主意尽快结束这次北京之行，然后回去就装病，让变法派和保守派在北京城里面死掐，无论谁胜利了到最后他谭延都会在感觉自我良好的时候送他们两派的胜利者下半生去住班房或去开荒……
荣禄好歹也是在西北待了十几年，政治的失意固然是一方面，但这也成为荣禄与其他满族权贵不同的地方，他更了解社会底层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谭延的“由下自上”式变法更合乎他地心意，因为帝国上层官场上的情况实在是太过复杂了，想要变法一上来对上层官僚进行大手术，先不说会不会触动自己的利益。就是别人也不会答应。
荣禄也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最近民间报纸上常谈起的“北洋新政”似乎也更合乎谭延的风格，除了广建新式学堂这点比较受争议之外，其他的鼓励农工商由此而让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财政收入大增。这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地。谭延一口气建了这么多新式学堂，还给学堂入学地学生以非常高的待遇，这是极大地惹起了守旧派知识分子的愤怒，就连谭延的老家湖南大儒王先谦也对此愤怒不已。湖南学政江标是谭延的“房师”，谭延通过江标捐资在湖南助学打算建立两所新式学堂。可惜由于王先谦的授意。指使长沙劣绅叶德辉造谣滋事，结果被张之洞给铁手镇压——叶德辉直接送去牢房吃馊饭任谁也救不出来。就连湖广总督王文韶都不管不问。
因为王先谦的戏码做的很足，连京城里面的守旧文人都被他给串通了，所以这件事也就捅到了京师。对于张之洞横插一手打击叶德辉，王文韶却对此不闻不问，荣禄心中非常清楚张之洞很是欣赏谭延，因为当年只有谭延接下了汉阳钢铁厂还帮助张之洞实现了京汉铁路修造，是以张之洞这是在还人情。荣禄不知道仅仅如此还不至于让张之洞如此失礼冒着得罪王文韶的风险来替谭延撑腰，关键在于谭延可是为他挣来了几百万两银子，双方在长江舰队还有南洋海军问题上都有很多要合作的地方，张之洞自然要护着谭延。
谭延以连中三元之名反过来背弃了传统的科举考试，大力兴建新式学校，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甲午年前后两位状元，论光芒自然是年少得志的谭延最为耀眼，一个经商，一个投笔从戎，这本身就已经是非常轰动的事件了，不过这些都比不上谭延在直隶、山东、河南广建新式学堂。谭延虽然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科举考试，但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下知识分子无不对此深思。
在科举考试落日最后辉煌的背影下，谭延如此独树一帜的表现出和传统文人不一样的行为，几乎是一边倒的动作让很多人对这个昔日的状元郎非常不解。在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天津码头上的演讲，通过国内中外报纸很快地传递出去，他那句“孔子是中国的圣人，耶稣是西方地圣人。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如同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保卫胶州湾。保卫山东，保卫孔子，保卫名教！”那句话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这也曾让天下读书人感到热血沸腾，可是谭延转手之间便在山东和直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立新式学校的行动。
王先谦是派人到京城来散布谭延在湖南办学的事情，不过他被收拾也是因为谭延正好在胶州湾击败了德国远东舰队，天津港的演讲更是让他的风头出尽。张百熙、王懿荣等翰林领袖对此不屑一顾，也使得王先谦在京师的行动落空。
荣禄说道：“到底哪天见康有为还没有个定论，估计不会拖得太长，见面地点就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了某之外其余皆是总理大臣负责代皇上考问康有为……到底怎么样还是到时再说……”
对于谭延而言，荣禄对于变法是有想法的，但也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康有为是翁同的引荐地，康有为虽然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