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常熟于险境之中实乃孩儿无奈之举，然北洋虽强依旧是一地之力而对日本全国之力，高下之分立判，常熟枉顾君恩欲以行险，则大清危矣……北洋兵备疲弱，万不是日本之敌，日本与西洋众列强不同，所求者不仅是赔款，重在割地之上……儿今在北洋倾力鼓动合肥竭力而战，不敢设想合肥侥幸而胜，只求日和与日人合议之时能够削日人之气焰，割地也罢、赔款也罢，皆控制在一个大清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非此之举，北洋不战而败，则日人虎狼之心必大涨，则我中华危矣……”
这是谭延闿写给父亲谭钟麟的信件，他觉得现在给李鸿章出招设套陷害翁同龢，无论结局如何，翁同龢肯定是完了，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老头子终究是翁同龢的至交，尽管老头子心中并不看重翁同龢，但是他也有必要给谭钟麟解释一番。
“……以常熟现今做为来看，主战不过是进逼合肥耳，父亲写信为合肥劝和，儿心中窃以为招致常熟心中怨恨，殊不知储秀宫传信至合肥曰：‘战’……儿已致电抵羊纺织厂，已经备好十万两银子，父亲当以个人捐五万两于太后，五万两于北洋，以示忠君、爱国……儿首次置身于此等大事之中，才感往日少听父亲教诲，然事件紧急已无后退之路，心中甚是念及父亲教导，每日战战兢兢恐误国……至今望信心切，男谨禀。”
身入局中。谭延闿意识到历史上的甲午战争是如此的复杂多变。战争不过才刚刚进入进程，国内政局已经混杂不堪，各路“英雄豪杰”睁大了双眼注视着北洋。在给老头子地家信之中，他心中热切地期盼能够得到老头子的指点，这种感觉并不是假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尽管以前谭延闿已经对老头子传授给他政治斗争经验非常用心了，要不然他也不会想出给翁同龢设套地方案，但是现在他真的非常热切希望能够得到老头子的现场指导。
这也是谭延闿第一次亲身介入到国家顶级博弈局中。以前给张之洞报信那些的和这次加入李鸿章幕府策划中日冲突相比都算不得什么了。只有置身局中才会发现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秘密，老头子在收集政坛内幕上也算是不遗余力了，不过他也只是比外人多知道一些，更深层次的是他凭借手中地资料进行推断，最多这种推断能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达到的，但是这一次谭延闿亲自参与其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看到北洋系统是如何应对。这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由于谭延闿刚刚加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对于北洋系统内部如何运作还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就他所接触到的北洋，无疑是相当有效率的。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了北洋系统的强大。在前生的记忆中，后世对北洋的理解基本上是从清政府完结开始地。由袁大头和他的部下们开创的北洋，但是谭延闿不得不承认袁大头和他的部下只是将北洋地力量拓展到了全国，若是现在北洋训练新式陆军的话，其实力将会全面超过袁大头地北洋——此时北洋的力量非常的内敛，尽管它无论内外都充满了矛盾和危机，但是它却是非常强大。
“怪不得这么多人要对老李喊打喊杀的，这家伙的家底也太厚实了，军队就在天津离北京这么近，想那些满人也不光是为了眼红银子，恐怕李鸿章要是造反的话，至少把北京一窝端还是不会有太高难度的……”谭延闿一边在李鸿章幕府中做事，一边也四处到其他文职班房中坐坐，也是想更身入的了解北洋内部的情况，这种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遇到的。
想想记忆中戌戌政变，谭延闿觉得维新党将希望寄托在大头同学所训练的新军上面，他就微微苦笑的摇摇头，自己如果是李鸿章该多好，直接将北京的满清贵族一锅端也省得自己劳心费力最终还挂个汉奸的骂名了，可惜就算用脚趾豆想想李鸿章也不会反叛，在这点上倒是和他的老师曾国藩差不多。
同治光绪两朝，枢廷重臣多昧于外势，像翁同龢、潘祖萌、甚至包括张之洞等清流则是空怀热血，就如同张佩纶那样大发不切合实际的言论，一旦被送上战场第一个逃跑的就是他们本人。清流都以张佩纶为耻，在其入赘李鸿章之后就更加如此了，殊不知他们本身和张佩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的朝廷明显是翁同龢一系高调出场鼓吹战争，像翁同龢这样的“权势”派在大清现在的官场上有着风向标的作用——很多人都认为慈禧太后大操大办六十大寿之后就要入颐和园养老不问政事了，剩下
要归政于光绪皇帝，至少在表面上，此时的翁同龢还非常耀眼的，只有少数人诸如张之洞、李鸿章、谭钟麟这样的人物才会对未来的政局洞若观火，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大清政治秩序的重要影响者，至于那个制定者自然还是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储秀宫的一个“战”字，李鸿章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毫不犹豫的向总理衙门表示和日本决裂的态度，可见影响之深。
有翁同龢带头，黄绍箕、丁立钧、王仁堪兄弟等“新生代”清流们都纷纷上章主战，一时间朝堂上真是豪情满怀，人人放言高论，个个都成了绝世智者……以孙毓汶为首的军机大臣们则在一边冷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