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小说已临近尾声，在手中的笔换了一支又一支后，我终于找到了那种从山顶沿着滑雪道冲近山脚的骤然松弛的感觉，还有一丝奇怪的惆怅。
我想我不能预料摆在这本书面前的命运，那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命运，而我并没有力量去控制。同样也不能对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负责，既然一切写出来了，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
我又累又瘦，在镜子里我不敢多看自己。
离天天的死已有两个月零八天，但我长久地保留着某种幽玄的通灵感觉。
在厨房煮咖啡的时候，耳边突然会传来哗哗的水声，那是从隔壁的浴室传来的，一瞬间我想是天天在浴室洗澡，马上冲过去，但浴缸是空的。
当我在书桌前翻动一页稿纸，我又突然能觉到有个人坐在我背后的沙发上。他沉默而温柔地看着我，我不敢回头，因为怕惊走了他。我知道天天一直在这屋子里陪伴着我，他会执拗地等待着，直到我完成这部曾给他热情的小说。
而最难捱的就是在深夜无人私语时，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抱住他的枕头，祈祷神把他送到我无休止的梦里来：灰色的雾从窗外斜逸而入，很轻又很重地压在头顶，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轻唤我的名字，他身着白衣，带着经久不败的美貌和爱走向我，我们用玻璃丝般透明的翅膀飞翔，草坪、房屋、街道，一个又一个掠过我们。青黛色的天空被光线扯开几道口子。
清晨像魔法即将消失的警讯一样降临，大地四处上的夜晚被驱逐。梦醒了，爱人不见了，只余下胸口一丝余温和眼角的湿痕。从天天在那一个清晨死在我身边开始，以后每一个清晨降临对于我而言都像是一次冷酷攫人的雪崩。
马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我一直躲在父母的家里。第二天我离开那儿回西郊的公寓，临行前没带去那个装满了马克送的礼物的大包，只从包里找到了一枚镶了蓝宝石的铂金婚戒，取出来戴在手上。那是我趁马克昏睡片刻的时候从他无名指上脱下来的。
他那么惶惶然，上飞机的时候都不会察觉到我偷了这枚戒指。而我没有更多的用意，也许只是跟他开了个最后的玩笑，也许是心存不甘，留作纪念。
戒指很美，可惜稍大了些，我把它套在大拇指上。回到公寓前我脱下它，放在口袋里。
回到公寓，天天在看电视，桌上堆着爆米花、巧克力、可乐，他看到我一进门就张开双臂，“我以为你逃走了，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抱住我。
“我母亲做了些菜肉馄饨，要不要我现在煮给你吃？”我晃了晃手里的一只食品袋。
“我想出去兜兜风，想在草地上躺一会儿，”他把头放在我胸前，“和你一起去。”
我们戴着墨镜和水出门，出租车把我们载到我的母校复旦，那儿的草坪很舒服，又比公园里随意放松，毕业几年，我始终留恋复旦园里那样可以让人随意发疯但又雅致清新的气氛。
我们躺在樟树浓荫下，天天想背点诗，但一首也想不起来，“等你的小说集出来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草地上朗诵，大声点再大声点，大学生们喜欢这一套吧？”他高兴他说。
我们一直躺着，晚饭也在学生餐厅里吃的。政通路上有家紧靠复旦留学生院的酒吧，叫handrock，由一个叫“疯子”的乐队经常出没，吉他手曾涛就是酒吧老板。我们进去想喝杯啤酒。
吧台后面是熟悉的几张面孔，朋友们都老了，“疯子”的主唱周勇也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我和天天听过去年夏天疯子在华师大agogo的专场演出。那种令人着魔的后朋克音乐让我们浑身蒸发，跳舞跳到晕倒。
蜘蛛带着几个留学生模样的人走进来，我们拥抱，说你好你好这么巧遇上了。最近蜘蛛老跟留学生混在一起玩，是因为电脑公司生意难做，他已萌生去意，想到什么国家读书去。他现在能说不错的英文、凑合的法文和西班牙语。
音乐是我喜欢的“portishead”的“Numy”，有人在跳舞，而吧台后面的面孔依旧不动声色，日夜在酒吧里泡着的人都有这种不动声色，又酷又憔悴的神情。听着毒品般的音乐，天天溜进酒吧洗手间，很长时间才摇摇晃晃地出来。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永远不能正视，正视他此时此刻这样的眼神，呆呆的、空洞的、魂已飞在九天外。随后我也喝醉了，他的毒瘾只需要我的酒瘾来相对的，在这种或那种瘾里我们反抗自我，漠视痛苦，跳动得像太空里的一束光。
在音乐里跳，在快乐里飞，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了寓所。没洗澡，脱光了衣服就往床上一躺，空调开得很大，我的梦境里都有空调嗡嗡嗡嗡的声音，像昆虫在鸣叫。整个梦境都是空白的，只有这种令人困惑的声音。
当我在翌日清晨，在第一束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转身去亲吻身边的天天，热热的吻印在他冷冷的泛着白光的身上，我使劲推他，唤他，吻他，揪自己的头发，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赤身跳下床，跑到阳台上。我隔着窗玻璃久久地凝视着屋内的床上，那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