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突然来了个电话，妈妈的左腿骨折了，是有一天停电电梯不开，她走楼梯时摔的，我定定地发了会儿呆，然后飞快地收拾了一下，坐车回到家里，父亲正在学校上课，家里有一个保姆在走来走去地忙，除此之外，屋子里是一片令人轻飘飘得要耳鸣的寂静。
妈妈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瘦削苍白的脸上泛着旧而不真实的光，就像四周摆放着的家具那样的光。她的左腿脚踝骨的地方已经打上了厚厚的石膏，我轻手轻脚地走去，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她睁开了眼睛，“你来了。”她只是这样简单地说。
“很痛吗？”我也是简单地问候。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手指，指甲上面的五颜六色的指甲油已褪去一半，看上去很奇怪。
她叹了口气，“小说写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每天都写一点，不知道最后有多少人会喜欢看。”
“既然要当作家，就不要害怕那样的问题。……”她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谈我的小说。我无言地看着她，想俯身紧紧地拥抱她，想说其实我是那么爱她，那么需要她的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鼓励，那会给我镇静和力量。“想吃点什么吗？”我坐着终于没有动没有伸手去抱抱她，我只是静静地问。
她摇摇头，“你男朋友好吗？”她始终都不知道天天去过戒毒所的事。
“他画了很多画，非常好的画。可能会用在我的书里。”
“你，不能搬回来往一段时间吗？……一星期也行啊。”我对她笑笑，“好的，我的床还在老地方吧。”
保姆帮着我一起整理我的小卧室，朱砂搬出去后这房间就一直空着。书架上有一层薄薄的灰，长毛绒猩猩依旧放在书架最顶层。落日的余晖穿过窗户，在房间里投下暖色的一抹光。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骑着念高中时的一辆旧自行车从路的这头到那头，沿途见到了不少熟人。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黑色卡车突然冲向我，一群蒙面人从车上跳下来。为首的人挥舞着粉红色的手机，指挥着手下把我和我的车一齐扔到卡车车厢里，他们用手电筒照着我的眼睛，让我说出一个重要人物藏身所在，“将军在哪里？”他们迫切地盯着我，大声地问我。“快说，将军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不要说谎，那是徒劳的，瞧瞧你手上的戒指，一个连自己丈夫藏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女人真该死。”我茫然地看了看左手，无名指上果然戴着一枚奢华耀眼的钻戒。
我绝望地挥舞着双手，“我真的不知道，杀了我也不知道啊。”
我醒来时，父亲已经从学校回来，为了怕吵到我，屋子里还是一片安静，但从阳台上飘来的雪茄烟的味道让我知道父亲回来了，并且快到晚餐时间了。
我起身下床，走到阳台上与爸爸打招呼。他换上了便服，在暮色中挺着微胖的肚子，渐白的头发在风中轻舞。他沉默地注视了我一会儿，“你睡着了吗？”我点点头，浮上一个笑容，“现在我精神很好，可以上山打老虎去。”
“好吧，该吃晚饭了。”他扶着我的肩，走进屋子。
妈妈已经被扶着坐在一把铺丝绒垫子的椅子里，餐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鼻子的食物暖香。
晚上我陪爸爸玩了会儿国际象棋，妈妈斜倚在床上，不时地看一眼我们下棋，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日常琐闻，最后话题又扯到我的终生大事上。我不愿多谈，匆匆收了棋，在浴室洗了澡，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在电话里告诉天天我要在这儿住一星期，然后又把下午做到的梦说给他听，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对自己写作上有成功的预感，但又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生存的焦虑感中。“真的吗？”我半信半疑。“你可以向吴大维证实一下。”他说。
这一星期很快在我陪着妈妈看电视、玩纸牌、吃绿豆百合汤、山芋芝麻糕、萝卜丝饼之类乱七八糟的甜点中度过了，在临走前的一夜，我被父亲叫到了书房里，促膝谈心到很晚。
“记得小时候你就爱一个人出去玩，结果总是迷路，你一直是个爱迷路的女孩子。”他说。
我坐在他对面的摇椅里抽烟，“是的。”我说，“现在我仍然经常迷路。”
“说到底，你太喜欢冒险，喜欢奇迹的发生，这都不算是致命的缺点。……但很多事都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在我们父母的眼里永远是个天真的小孩子……”
“可是……”我试图辩解。他挥挥手，“我们不会阻止你做任何想做的事，因为我们阻止不了……但有一点很重要，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应该负起一切可能的后果。你经常挂在嘴边的萨特笔下的自由，只是‘选择的自由’，一种有前提的自由。”
“我同意。”我吐了一口烟，窗开着，书房里有插在花瓶里的香水百合的淡香，“父母总是了解自己的孩子的，不要用‘老套’这样的字眼来贬低长辈。”
“我没有。”我口是心非地说。
“你太情绪化，绝望的时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