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准备在全县范围内公开选拔？”岳岚抬起头。指着方案中地一段文字，有些不解地问吴永成：“这个选拔的人选，万一被招聘为新成立企业的厂长之后，还得准备五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只是怎么一回事？！这可能吗？咱们县里能拿出五万块钱的人，我看上班的、靠那一点工资收入地没有几个。甚至可以说。找不出一个来，起码我这个县委书记就没有那么多钱。我现在连一万的储蓄也没有！”
“岳书记，我也想过这一点。”吴永成对于方案中写到的这一点，早就有了足够的解释：“咱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大部分的经济效益都不怎么好哪？我认为除了外部环境地因素以外，更多的还是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
不少的企业厂长们，都是实行地上级任命制。有一些厂长们。在具体的经营管理中，对企业并不能真正地做到以厂为家，责任心方面还差得很多。企业搞好了，大家皆大欢喜；企业倒塌了。他当厂长的也没有什么责任，顶多重新换一个单位，他个人也少不了一根汗毛。这种状况必须得改变。
就是得让他交了这个风险抵押金以后，觉得这个厂子的前途，就是和他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万一厂子出现因为管理不善、经济效益滑坡的话，他这五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就不可能如数被退还了。”
“那如果要是因为这五万块钱、没有一个人出来应聘的话，那咱们这个厂子该怎么办？总不能没有一个牵头挂帅的吧？！”岳岚马上提出了他地第二个担
的确，岳岚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当时写这一段地时候，副县长牛德望和县经委主任李永明也分别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五万块钱对于现在的一个普通人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使他们七拼八凑能搞到这笔钱，可搞企业那是一个未知风险相当大的一个事情。谁能敢保证自己搞企业就能稳赚不赔？要是因为一些不可预见地因素，把企业赔个几万、几十万地，那五万块钱的风险抵押金不就泡汤了吗？
“如果地确没有人有这个胆子出来应聘的话，那咱还可以把这个应聘范围，再扩大到梁州地区。也不限制什么城市户口、还是农民户口。反正。咱们再也不能干那种动不动就交学费的蠢事了。咱们已经交的学费够多了，也交不起了！”吴永成是铁了心准备搞这个风险机制引进了。
“你是说。就是农民只要能拿出钱，也可以应聘到这个国营厂子来当厂长？”岳岚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 呵呵呵，岳书记，这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你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到南方考察、参观了一趟吗？南方早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先例了。这也不算是咱们永明县第一家。”吴永成笑着提醒岳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不是一直号召政府搭台、能人唱戏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呀。”
“那个、那个，吴县长，你让我好好地想一想，这件事情的确实有点太大了。我都反应不过来了。”岳岚头疼似的，用两个大拇指死死地掐住自己的太阳穴，苦笑着对吴永成说：“明天、明天，我们就这个事情再碰头商量、商量吧。”
吴永成也能理解岳岚书记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的山区小县来说，也只是在报纸上看过人家沿海地方搞过这样的改革，也能在大会上宣传这种事情。可万一这种事情，正儿八经轮到了自己的头上，那就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其实，在吴永成的心里，他还留着一招后手，那就是万一这种招聘厂长的方案，也难以实行的话，他就准备组织把新合并以后的永明县食品厂，作为一点试点，在全县、甚至于全地区，搞租赁或者是个人承包经营的方式。
虽然说，这一点目前来说还有一点太过于冒失了：这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还不是什么集体制的企业。
但吴永成在这之前，也翻阅了大量的、关于企业改制、改革这方面的政策性文件、法规。
在一九八六年的十二月五日，国务院就已经作出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其中，那个《规定》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尽管这个文件出台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可除了那个全国闻名的马生力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搞了那么几个企业之外，其他省份也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毕竟这里面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国有资金的流失问题；国家政策、法律的掌握度的问题；还有企业承包人报酬、以及奖励的问题。
这些在当时来说，也都是十分敏感的大问题，一不小心，踩入了这个雷区的话，最起码来说，那些当政者的政治生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领导者都会采取稳步当车的步伐前进，谁肯为了那些一大堆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所谓企业改制问题，去冒那种无所谓的风险哪？要是企业改制成功了，那还好说一点，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万一要是改制失败，那就对于个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