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日，农历腊月十五，学校正式放假。
根据学校不成文的规定，路远的同学可以提前一天离校。我正帮着几个同学收拾东西，冯霞突然推门进来，：“吴永成，你今天也回家吗？能不能提前几天来学校？”
“我这两天不回去，估在过年后回去，怎么有什么事吗？”我随口回答。
“发财了，发财了。”门被咣的一声踹开，高保平兴冲冲地跑进来。“高保平，你不能好好进来吗，老整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门迟早要毁在你的脚下。”老二王志明不高兴了，南方人心比较细。
“今天谁也不能走，”高保平没顾上搭理他，像个领袖似的把手一挥，“今天我发财了，我要请客，庆祝哥们考试门门都过！谁走了，就是不给我高保平面子！”
“又从哪搞到的钱，能有几个？还把你乐得‘发财了、发财了’，你见过钱吗？”老三韩福平在一旁嘲讽。
“你知道什么呀，我从我妈哪儿敲了三十，又和我姑磨叽了二十。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啊！这么多钱哪，我高保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没说的，走，都跟我去‘老莫’。”高保平夸张地甩着手里的五张大团结（十元的人民币）。
五十元去吃饭？那可真不是个不小的数字。那时候有十块钱七、八个人就能在饭馆里吃好了。真是有钱人家啊！我不由得暗自感慨。
除了老大高建着急家里要回去和北京的那两个同学不在外，其他六人浩浩荡荡兵发‘老莫’，出门碰上刘艳，一并收容。
‘老莫’，全名叫莫斯科餐厅，在西直门外大街农展馆院内。因为当时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时修建的，叫苏联展览馆，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后改成北京展览馆餐厅，但人们叫习惯了改不过口。年轻人都叫‘老莫’。在当时的北京也只有两家西餐厅对外营业，还有一家是位于崇文门外的新侨饭店，经营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
走到老莫不远处，就看见一座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情调的建筑，华贵高雅，气势恢弘。高保平指着这座建筑说：“吴永成，看，这就是‘老莫’，没来过吧？这家餐厅在五十年代可牛气了，门口站着的不是服务员，是两个背枪的当兵的！有钱你也进不去，人家不收钱，只收餐券。那餐券可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来吃饭的都是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和从苏联回来的大知识分子。”
“奥，当时你就来过。”冯霞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嘿、嘿，说什么呢，当时哪有我呢？！你才来过呢！”高保平恼羞成怒了。大家一片哄笑。
走进老莫大厅，里面的陈设还真不错。首先跃入眼的是大厅中间四根巨大的金黄铜柱子，柱子上雕着各种美丽的花草动物。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内容也不是那么很激进。餐桌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上摆放着精致的台卡和一种玻璃制成的调料瓶。椅子都是钢管焊成的、裹一层绒布的高背靠椅，垫子和靠背上都套着雪白的布套。
服务员把我们引领入座，我用俄语说了声谢谢，服务员一脸茫然：“你说什么？”高保平幸灾乐祸：“你丫露怯了吧，现在的服务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哪能听的懂你的老毛子话。”说着接过服务员递过的菜谱让大家点菜。
大家谦让了一番（我是真不会点，以前哪来过这种地方），各自点了一些自己爱吃的，什么奶油烤鱼、牛排、黄油煎饺、奶油烤杂拌、罐闷牛肉等，轮到我时，大家一起看着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娃怎么点菜。我装摸作样拿起菜单，：“来一份奶油红菜汤和小红肠。”，“你能吃饱吗？”冯霞担心地问。
“差不多。”我有些担心是否出了丑，看了看大家的表情，恩，还行。
菜上齐后我没有急于动手，看别人怎么样咱照猫画虎。放好餐巾布，左手刀右手叉，不对，是左手叉右手刀，可以开吃了。呸，这是什么狗屁汤，油腻、油腻的没放一点盐，这哪是开洋荤，简直是受洋罪。
好不容易、小心翼翼地吃完这顿饭，见他们还没有走的意思，只好再陪着。肚子里空荡荡的，好象一点东西也没吃，这洋荤开的。
“吴永成你放假不回家去，住哪？”冯霞关切地问我。
“学校。”我无精打采地回答。
“吴永成，你放假不回家，干吗住学校呀！”高保平听说我不回家，一下子兴奋起来：“我有地儿呀，跟我一起住，这可不错。这就不用回家看我老爸的脸色了”。
“你又哪来的地方？”我奇怪地问。
“我姑父在海南当兵，今年不能回来过年，只好让我姑姑她们去海南，正愁没人看门呢。我一个人住，他们又不放心，怕我招来狐朋狗友瞎胡闹。你的德行在我姑姑心里那是没的说，他们肯定同意。再说你住学校去哪吃饭？就那学校的小灶？太贵了，咱们买菜自己做，对了，你会做饭吗（我点点头）？那就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回去我就给我姑姑回话，让她安安心心的去海南过年，咱们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