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八、九日三天，我平静地在县城高中参加了一九七九年的高考。
考试后第二天我也没参加班级组织的其它活动便急急忙忙往家赶。出来一个月，四姐中途骑车来看过我两次，此外家中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还真有点思念那偏僻的小山村和那破落的小院，我的爹妈。
坐车到了玉平公社已是中午十一点多(这时的车票也便宜，三十里路三毛钱就到站了)。先得去公社转一转，看一看熟悉的领导，再从四姐那骑上自行车，要不扛着个行李卷，步行十几里路可不是玩的，虽说咱练武习功夫两个月毫不间断，身体素质强壮非昔日之可比。
一进公社大门，便发现大院内有了不少变化，首先是正面平房壁上新刷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这是中央在今年1月份就定下的基调，半年后才在这里大力宣传，看来内陆省份的闭塞、迟钝不是一般的，原因很简单，没逼出来，安徽风阳小岗村十八户摁下血手印敢为天下先承包到户(这在七九年三月份可是掉脑袋的事，故以血手印来盟誓)，那是没粮吃饿死许多人无法生存了，而我们J省却山多地多，掏一点地就能活命，总有一口吃的，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人，相对而言求变意识、冒险意识就淡薄多了，上面政策发生变化，也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安步当车，稳步前进，一副老牛拉破车的样子。这不，中央工作重点这么大的战略转变半年后才在这里开始宣传。也难怪，这几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朝令夕改，人们都被各种政治运动整怕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推开办公室的门，四姐正忙碌地俯案疾书，不知在写什么材料，听见门响也没抬头，一副干练的国家工作人员形象。我也不吭气，悄悄地站到她的对面，半晌没动静，四姐抬头，却见我一脸坏笑望着她，“呀，你这个死五儿，进来也不吭气，吓死我了，考完了，考得怎么样，吃饭了吗，路上累不累？”四姐扔下笔就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往旁边的椅子上按。
唉，四姐还是这脾气，嘴快，手快，性子急，我这进门还没开口，她这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倒先砸过来，嗯，这性格倒蛮适合基层工作的，要不你一个女同志面对百人百性的山村老百姓，没说话先脸红，一副含情脉脉、未语先低头的小女子性格，还没干工作就先把自已憋死了。公社、大队无大事，可是事情杂碎，上头千条线都要从公社、大队这个最基层的针眼里穿过，所以没有这个小针眼，你那千条线只会结成棉线团，纠缠不清，国家也甭想干什么大事。
我对四姐的这脾气早已见怪不怪，“好四姐，你先让你弟喘口气再说，第一先给我倒口水，我渴；第二再给我张罗饭，我饿；第三再告诉你考得还差不多，估计问题不大，能考上。”这倒不是吹，现在的高考试题中规中矩，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考前填报考志愿，我也没报什么清华、北大，我是去学知识，当一个有知识的新时代农民，不为求官，所以不追求华而不实的名牌效应，有目的地报了一所北京某对外贸易学院，国家重点。此时外贸极为冷门(国门关闭几十年，的确此时外贸并不是什么好部门，但几年后就不大一样了，否极泰来嘛）。
“那好，先吃饭”，四姐提起我的行李边往外走边说，“公社灶上也是两顿饭，现在早没饭了，四姐带你去宿舍犒劳你，鸡蛋煮挂面，小红、小红，你先帮我照看下办公室，我桌上的东西你别动。”随着喊声，旁边房间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答应着，看来这是公社的通信员，不简单，四姐手下也带兵了。
四姐的宿舍是两个人住，她和一个公社计生服务站的女同志，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欣赏地点点头，到底是女同志的宿舍，你要是走进男同志的房间肯定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烟味与臭袜子，臭鞋、臭脚丫子等混合发酵而成的臭气，我们谓之光棍味，令人呕吐不已。
四姐熟练地从床底拿出一个小煤油炉，从暖瓶里我倒了一杯水后往小铝锅(当时所谓的钢精锅)加水、点火。
我把玩着手上的水杯，这是一个中号罐头瓶，用红、绿、黄色的塑料细绳编成各种花案的一个杯套罩在外面，这在当时很流行，既不烫手也好看，当时找对象时女的不是给男的织毛衣(市场上毛线基本不流通，奇缺），而是送织好的杯套、笔套，有条件的搞来羊毛织一双袜子。
“四姐，到底是公家人，吃上供应粮了，都能买到挂面了。”我笑着调侃四姐，当时挂面可是稀罕物，属细粮，只供应市民，且价格还比白面高(白面0.18元/斤，挂面0.30元/斤)，一般市民都舍不得买。
“有时晚上赶材料老在半夜里饿得不行就备了点，平时我可舍不得吃，我给家里也捎回去五斤给爹妈吃。”四姐分辩道。
“跟你开玩笑，急什么呀，”挂面这东西我可不稀罕，更何况当时的挂面又黑又粗，在我的前生什么龙须挂面，鸡蛋挂面，海鲜挂面，蔬菜挂面，连小孩看见都掩口，方便食品而已，对，方便食品──方便面，这个项目倒是能在几年国家粮食极大丰富后值得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