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湾村离公社有十几里，平时走也就一个小时，可骑惯摩托的我哪能一下适应了走这么远的路，更何况这次还是请公伤去检查身体，总不能坐着平车去吧？！
可村里一百多户人家里有一户有自行车，那家男人在公社粮站上班。当时你有钱也买不到自行车，要凭自行车票买。一个公社一年也就给两三张票，粮站是好地方，粗粮换细粮，收粮评等级都出自他的手，自然能搞到。四姐没办法，只好上门去借车，好在那户人家待人也不错，今天正好轮休在家，顺利地把一辆七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推到我跟前。
“上来吧，我推着你走”，四姐对我说。
“你不会骑？”我有点惊讶。
“你见我啥时学过车？又哪有车让我骑？”
“那算了，让我带你吧，我上学时用别人的车学过。”
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公社所在地，公社就在国道旁边，比较醒目，大门上方焊着一个用红漆染红的铁五角星，门边挂着“J省永明县玉平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木牌子，永明县，与我穿越前的兰城县是紧邻，方言音调都一样。公社大门两边的围墙上分别粉刷着八个鲜红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沿着公社走下去，机关、门店一览无余，一个门庭冷落的公社供销社，门墙上写着醒目的一条黑色标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旁边紧靠一间房，挂一块木牌：“国营饼子铺”，公社医院则座落在供销社的对面，一个用围墙围起的三间房的小院。既然是来医院检查的，就必须先到这走一遍，顺便看看一九七九年的卫生状况怎样。
很快便从医院出来，里面只有一个半吊子医生简单问了下情况，四处捏了捏开了一点上格药说声“回去休息两天就没事”便给打发出来。
“四姐，咱先去供销社转转，再到公社去看看报纸就回去吧！”四姐不置不可否地点了下头。
供销社的摆设更简单，一长溜水泥柜台隔开售货员与众人的距离，货架上稀落地摆着十几盒烟、几包饼子和落满了尘土的点心，角落里堆着几匹蓝、灰、黑色的土匹，还有一个黑色大缸，挥发出呛人的味──估计是煤油。
我看了看摆放的烟，都是不带嘴的，有大前门、金钟、黄金叶、墨菊、大生产等。四姐已用拎着的空酒瓶打了一斤煤油（一问价钱，三角五分，物价还不是一般的低），我指着烟说：“来买包大前门，”“三毛五”，售货员用不相信的眼光看着我，要知道这时候县里的领导都抽不起这大前门，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才四、五十元钱。
“你疯了，爹回去抽死你！啥时学会抽烟了，还这么贵的烟！这可是咱一家一个月的灯钱。”四姐一旁着急了，猛的拉住我。
“到人家公社不拿两根好烟怎么行，你认为公社书记是你爹？再说以后出门的机会多了，也得支撑门面，顶多我饼子不吃了”。我连哄带骗从一脸不悦的四姐手里抠出三角五分钱，难怪，现在普通人都抽一角烟的大生产，出门办事顶多两角多的金钟，黄金叶，农民则只有旱烟。
走进公社大门，顿觉一阵亲切，虽然现在正是农忙季节，院里没几个人，昔日的感觉又回到身上，就像回到了几年不上班的工作单位。公社与几年后的乡镇村本来就是一回事。
经过大门一侧的水泥乒乓球台，径直朝一块挂着“办公室”的房间走去，推开门，“你找谁？有事吗？”，一个正在案桌前戴眼镜的中年人抬起头问我，猛一怔，回到现实世界的我急忙拿出烟，熟练地拆开，殷勤地递了一支：“请抽烟，抽烟。”“大前门，呀，好烟，那就抽一支。”中年人喜滋滋接过一支点燃。
“五儿，咱还是走吧，不早了。”四姐从门缝挤进一个头怯生生地说，也难怪，那时候没事人们谁敢来公社，生产队小队长在他们心里就是官了，上面还有大队长，支部书记、公社下乡的。
“没事，没事，进来吧，哪个村的，有什么事”。中年人热情地招呼着，那时人们的工作态度还是真没得说，压根就没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说。
“我们是鱼湾大队的，想看看这几天的报纸，不打扰吗？”“没事，报在报架上，自已看，这是你姐姐吧，进来坐，我赶个材料就不招呼你们了。报纸正好昨天的我给夹上去。关心国家大事这是好事嘛。”
报纸只有《J省日报》和《梁州报》。拿在手里我先看了看他说的昨天报纸的日期，1979年3月30日，今天应该是农历三月初八，星期三，31日，大致浏览了一下近期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具体内容在报纸上也看到不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已经提出来，看来从舆论导向上，以“阶级革命为纲，纲举目举”已在慢慢淡出，其余内容则都是些全省、全区各地区掀起春耕热潮的系列报道，对，还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不少报道，看着报纸方记起自卫反击战是1979年2月17日打响，3月5日撤退，共16的战斗，都快打到河内了，但我方已损失了两三万士兵，代价是巨大的，当然这些数字报纸上是不会出现的，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