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也不值得歌颂了，却不知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这是一帖疗世药方，特别对一个古老而疲惫的帝国更有特殊意义，但用药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为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固相斡旋。
他们刚刚放下历史课本，又何曾体察过历史苍凉的内涵？他们随口谈论社会，又何曾了解过民众的质朴需求？他们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过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历史使命压在他们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对他们一边加压一边怂恿，只能使他们变成一堆扭曲的形体和尖利的声音，这是我们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按常理青年人应该先埋头创建一点什么，然后让见多识广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来批评，接下来再由青年人凭着自己的创建感受来反批评，提出新一代的新观念。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程序倒了过来，很多没有任何创建经历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评者，而有了阅历的成年人则唯唯诺诺，不说长短，只知低头劳作。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评论者多而建设者少，一度曾经出现过全国高喊“不破不立”的口号、相信“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况。这种排斥建设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随意和痛快，对大量害怕辛劳的青年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一切事业都弊多利少。这就像航海，航海家们当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气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积极的评论，但不少年轻的放言者根本还没有能力这么做，他们只是远远地站在岸上，凭着对惊险童话故事的记忆，大声呵斥这条船可能有海盗嫌疑，嘲笑着船体的形状和船长的身材。岸上的闲杂人等最乐于听的是这种声音，但这种声音的结果十分可怕。中国的情况历来是几百年的破坏只换来几年的建设，而刚刚有点建设又很快换来新一轮声色俱厉的破坏。总认为建设者的方向需要有人来拨正，建设者的本人也应受到监督，这没错，但人们怎么也不明白，那些没有洒过一滴汗珠的年轻人何从取得了拨正资格和监督资格？如果说要建立一种机制，那也是一项建设，与建设的过程密不可分。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观感，我在文化界只要看到画家、音乐家、作家受到了各种低层次评论的纠缠，立场总是站在文化创造者一边。因为我深知一个庞大民族在混乱多少年后终于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度艰难，而在经济建设的社会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点文化建设的更加艰难。
一些别有用心的年长怂恿者总喜欢说：“真理在年轻人手里。”理由呢？没有说，但我猜测他们是故意偷换了一种逻辑。保卫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说成是真理。在我看来，青年人居高临下地说东道西，不要说真理，连什么理论和流派都说不上，他们只是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已摆脱教师和课本而独立存在。但是一切过度的激烈都反映了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不自信，一切严重的攻陷都直通于自身的虚弱，当这样的规律逐一显现，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部分就从自卫性的敏感走向了沮丧、孤傲和狂暴，甚至与周围人群建立了恶性对抗关系，这便进入了躲在一个个小陷阱后面的最大的陷阱，一旦落入其间，很难再拔得出来。一群本来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就这样失踪于文明领地的边缘地带，实在让人伤心。他们现在已谈不上可爱，但在他们还不失可爱的时分，有太多的人用歌颂毒害了他们，怂恿了他们，唆使了他们。
其实他们已从反面证明，青年时代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我想一切还是从真诚的谦虚开始。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精彩彩、复复杂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什么也不懂，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建设一点什么，已是万幸。如果刻苦数年，居然从脚下扎下根去，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连，那也就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了人类。应该为这种接通而惊喜。试想区区五尺之躯，接通于千年之前，接通于万里之外，正是这种接通使自己领略崇高，问津壮丽，体验多元，哪能舍得骤然变脸，扯断这些接通，不分青红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来？这种谦然安然的生态，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无谓浪费，让青年人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
中年：当家的滋味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正常方式是欢天喜地学习建设、体验多元，那么，一到中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不错，但以有涯对无涯，必须有一个计划，否则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因此，在学校里按课程进度学，毕业后在业务创建中学，学到中年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个领域当一次家？
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当家，范围也不必很大，试着做一段时间负责人，把此前的人生结果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作一番交代，受一次检验。
当家的体验，比一般所谓的做官丰厚得多。当家，使你的生命承担更大的重量，既要指挥很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