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
这个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抛，抓阄。丁抓到了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道到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
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
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
“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
“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
“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才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
“你是说，连中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合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手还有巴金的女儿。”
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平生又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
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