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严密的防线中从容而入，窃取田承嗣枕边金盒以为恫吓，这虽是小说，也真实地反映了方镇问斗争的历史情况。
这些跋扈异常的节度使，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多与中央的朋党互相勾结，以致方镇之乱无法及时平息。再加上宦官弄权，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整个社会一片黑暗。这时中央和地方有权势者，多私蓄刺客，或谋杀政敌，或借以自卫，以刺客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
暗杀之风远始于先秦，在唐代“天宝已前，多刺客报恩”（宋·王谠《唐语林》卷四）事。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李林甫这样的权相尚须如此防范，可以想象当时的刺客可能有着惊人的武功。但刺杀成风，还是以晚唐为盛，并且参与了政治生活、军国大事。唐宪宗元和十年（８１５）宰相武元衡主张讨伐淮、蔡等地，与方镇李师道、王承宗、吴元济“咎怨颇结”，大臣裴度因赞同武之主张，也同遭忌恨。于是李师道等人遣刺客杀武元衡于静安里，又刺伤裴度于通化里。在这两次京师暗杀行动中，李师道手下武士訾嘉珍、门察和中岳寺僧圆静是主犯，王承宗手下武士是从犯。圆静年过八十，“伟悍过人”，曾为史思明之骁将，会大硬气功。叛乱事泄被执后，官兵“巨力者奋鎚”，不能折其胫，“圆静骂曰：‘鼠子，折人脚犹不能，敢称健儿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乃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旧唐书·李正己传》）其凶悍武勇，俱足惊人。唐文宗开成三年（８３８），宗室宰相李石因宦官仇士良嫉恨，在这年五月五日入早朝时，遣刺客从郭子仪宅中突然冲出围击李石，因刺客砍断了李石的马尾，马逸得还私第”（《旧唐书·李石传》）。魏博田承嗣诱薛嵩之子薛雄为乱，雄不愿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旧唐书·薛嵩传》）元稹与裴度争相不和，元稹曾“欲结客王昭等刺度”，虽后来“鞫之无状”（《旧唐书》中《元稹传》、《李逢吉传》），恐未必全是捕风捉影之事。另外，据《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唐人苏鹗《杜阳杂编》、韦绚《戎幕闲谈》、宋人孙光宪《续道录》、王铚《默记》等书或明或晦所载，玄宗李隆基是被宦官李辅国遣刺客于夜间杀害的。代宗即位后，遂遣“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其首臂而去”。由此可知，刺客杀人之事不仅见于民间、官府、方镇，甚至也见于皇宫之内。
唐代中晚期，军阀拥兵割据，互相残杀异己，故使在汉初时已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的游侠之风，忽地又复兴起来，社会上的游侠、刺客、侠盗之流，或被中央皇室和权贵录用，或被各地方镇和其他官吏延请、收买，成为贴身保镖和职业杀手，在消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大概由于时代的风尚所使，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染上游侠之风。如大诗人李白“十五好剑术”，据其友人魏万《李翰林集序》云，李白不仅“少任侠”，而且还“手刃数人”，另一友人崔宗之也说李白“袖有匕首剑”（《赠李十二》）。李白的义兄孟赞府，门人武谔辈，都是游侠中人物。李白和元稹都作有《侠客行》诗，但二人着眼点不同。李白认为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稹认为“侠客不怕死”，“事成不肯藏姓名”，要敢作敢为。今人金庸有感于李白的诗作，衍成长篇武侠小说《侠客行》。在唐代两度为僧的贾岛，虽非游侠，却极推崇这种精神，作《剑客》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为不平事？”在这特异的历史环境、社会风气下，有关游侠的故事传说流布甚多，并在旧文献资料的影响下加以翻新、变化、充实，且日神其说，终于蔚为大观了，从中比较曲折地透视出当时社会的生活和广大人民力求改变现状的幼稚愿望。
长期处于兵、匪、官绅压迫下的广大人民，因对现实不满，或寄希望于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统治，或寄希望于游侠之辈，幻想靠剑侠奇异的本领铲除邪恶势力，申张正义，拯救受压迫、凌辱的百姓，一抒胸中愤恨。这就是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土壤。而这时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即传奇小说，正在文坛兴起，它文备众体，雅俗共赏，比较适合用来反映侠客的奇异内容，于是使这一历史时期新创作有关侠客的故事传说，完全摆脱了汉魏六朝时杂在子、史中的简单记叙，而以传奇的形式，以异常清新、绚丽神奇的笔调进行创作，使纯正的武侠小说，赫然出现文坛百花丛中，成为我国通俗小说卓越的先河。
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我国各族人民对本民族的武术一直很自信、崇拜，这种心理状态，本就容易产生极为夸张的传说，再加上我国古代人受到玄门、释教思想的影响与熏陶，遂使侠客的行为变得异常诡怪，武功手法神秘玄奇、深不可测，往往成为完全超越现实的虚幻的东西。严北溟先生在《论佛教的美学思想》中云，佛教思想虽来自印度，却“早已和我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交流融汇”，并且“参预了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