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县衙沈溪与三司衙门交锋，若非得到按察使林廷选的鼎力支持，广东右布政使章元应已被沈溪逼得告老还乡。
但沈溪也不是没有收获，他获得都司衙门支持，双方算是打了一个平手。
最重要的是，沈溪在广州百姓中建立起了威望，这对他接下来剿灭海盗和倭寇有莫大的帮助。
至于调集六百官兵到驿馆担任他的亲卫，主要是沈溪想利用都指挥使司的人马，组建一个临时的督抚衙门，否则他在广州城里就只是个空头督抚，无论说话还是办事都不会有人听从。
但有了这六百亲卫后，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人再想跟沈溪较劲，就要掂量一下是否会被沈溪利用，反客为主。
有之前在福州直接把福建右布政使尚应魁拉下马的经历，现在沈溪手里有了军权，很可能会针对布政使司衙门跟倭寇勾结这件事，借机发难。
表面上，这堂公审双方半斤八两，但其实沈溪占了大便宜。公审进行后，作为主审官，沈溪正式确立了他拥有管辖三省三司衙门的权限，再也不复刚到广州府时无人搭理的惨状，而且顺带让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人夹起尾巴做人。
沈溪把临时督抚衙门设在驿馆，有了办公场所后，便正式筹措剿匪事宜。为解决钱粮问题，他率先从盐课提举司着手，查看这几年两广盐课的情况，为之后利用惠娘和李衿去买盐引转运官盐做准备。
在大明，买卖官盐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没有官府背景，商人是无法做销售官盐的。但盐都有地域性质，两广的盐只能在两广以及福建、湘南一代出售，甚至不能卖到江赣地区，这也是一种地区垄断政策，朝廷有明文规定。
但地方上除了买卖私盐外，还会从其他地区运一些成色相对较好地区的官盐来进行贩卖，诸如广东盐和两淮盐，就是大明朝成色非常好的两种食盐，被地方百姓称之为“南盐”和“淮盐”。
沈溪公堂审案后，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那边有几天没有动向，沈溪未前往拜访，他们也不会主动前来叨扰，两边相安无事。
但沈溪在公堂上提审蒋百富时，无意中得知广东夏盐已经开运的消息，他暗中派人调查后才知道广州府沿海各大盐场，一些商贾已经开始用盐引提盐。
盐商从盐场提盐，需要交两笔钱，一个是课税，一个是盐引本身。在广东地区，课税是按照每一引盐缴纳银二钱或布二疋。一引盐并非定数，弘治时期广东盐的一引盐大约有二百斤，折价是二两六钱银。
也就是说，盐商从盐场提盐，每二百斤需要缴纳二两八钱银子，折合一斤盐的出场价是十四文，但需要再缴纳一些给官府的好处，摊派到本钱中，一斤盐需要二十文左右，盐商再把盐运到地方售卖，加上运输费用，成本要到二十二三文，但一斤盐的售价，往往高达四十文到五十文之间。
这年头一个壮劳力一个月差不多能挣五六百文钱，这还是每天都做苦力的结果，比种田赚的钱要多一些。壮劳力基本相当于后世的“白领”，“白领”一个月的收入只能买十几斤盐，盐有多贵可见一斑。
大明盐场，基本以煮盐为主，主要是因为晒盐受天气影响太大，再加上盐场条件落后，晒出的盐品质不高，使得只能靠灶户来煮盐。
产量低，自然就贵，私盐大行其道，沿海地区又施行禁海，普通百姓煮海盐，那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沈溪除了派人追查沿海一代倭寇和海盗的据点，为之后的剿匪做准备，同时也在研究广东沿海各盐场的分布以及追查盐商私自提盐等情况。
在夏盐出引之前，盐商所用盐引，都是通过一些非正规渠道得到的，盐课提举司、都转运盐使司、承宣布政使司三个衙门都牵扯其中，涉及到贪污受贿。
沈溪虽然不能从布政使司跟倭寇勾连的事情上把章元应扳倒，但在盐引问题上，他却可以让章元应吃不了兜着走。
但他眼下还没找到确切的证据。
恰好这个时候，佛郎机人的船队抵达广州府。
佛郎机舰队提督阿尔梅达，获得与大明通商的权力后，率领船队，再度满载货物到广州府与大明通商。
佛郎机人船队规模相当庞大，十二条四千石的盖伦船形成长长的纵队，船上配备佛郎机炮，根本就不怕被海盗和倭寇盯上。实际上，远远地看到如此巨大的船队到来，海盗和倭寇都要躲着走。
不过，佛郎机人看似强大，但只是纸老虎，他们在泉州惨败后，对大明有了一定敬畏，登岸之后，先跟市舶提举司的人递交国书，再停靠码头把货物卸下来，通过市舶司跟大明通商，而不是直接跟港口的商贾接洽。
佛郎机人虽满载而来，但他们的货物并非是从遥远的欧洲运过来的，因为距离太远，而且此时欧洲并没有多少值得大明百姓购买的特产。
船队带来的商品，主要是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抢夺而来，多是大明这边非常受欢迎的珠宝、香料、药材以及番布、硫磺等，出售后换取大明的瓷器、茶叶、绸缎等货物，运回欧洲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