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月，施庆恩那日装x，豪言一番，摔门而出。如今看来，竟是装成了傻x。
原来，薛向那日以猪换粮的豪举，竟被成功换回猪肉的乡民，四里八乡地传了开去。这下，可是炸了窝，有这好事儿，谁也不甘人后。自此，每天必有大量板车大军驶进靠山屯。于是，一辆辆粮食运进，一扇扇猪肉运出。这一换，竟换得上百万斤杂粮，将仓库堆得齐了顶。本来，单靠五六十头成年野猪是换不了这么多粮食，再说，千多头崽猪，一时也不需要这么多粮食。
可人家乡亲们拉来了，就不管了，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你说没肉了，换不了。人家在猪厂里转悠一圈，看看那千多头肚滚腰圆的半大的猪崽子，胸脯拍得山响，说是等出圈时，结账，噢不，结肉。一个个清空板车，自己写了个单据，拿住薛大厂长的拇指，就往上按手印，盖好手印后，撒丫子就跑，喊也喊不住。就这么着，薛向这儿成了临时粮站，几乎将五丰粮厂的杂粮收购给取代了。
薛向这边是痛快了，施庆恩却是彻底悲剧了。
原来，不知是谁，将那日施庆恩在班子会上的豪言壮语，散布至全厂。全厂职工都知道端午节要分肉了，一个个激动不已。后来，眼见得端午节一天天逼近，却没一点动静。众职工正等得心焦，哪知道又有消息传来，说分肉的事儿黄了，人家靠山屯压根儿就再没上过门，更别提服软，哪里还有猪肉分。
给人希望，再让人绝望，从来就是最招人恨的事儿。这事儿，恰恰就被这群众基础极差的施大厂长给干了。
这些日子，施庆恩实是度日如年。被众人逼得几欲上吊。红光猪厂不住地打电话催不说，惹得满厂怨气冲天，群情激奋，直把他给骂了个狗血淋头，只差没打上门去。
后来，施庆恩干脆就不去上班了，躲在家里想对策。他实在是拉不下面子去找薛向服软，思忖良久，得一奇计，决定发动绝招——向领导告状。
当时。施庆恩刚说找分管农业的副主任高明汇报说。有人捣乱。高主任就拍了胸脯说“万事有他，谁敢捣乱，就收拾谁”。高明对这个挺懂得孝敬的施大厂长还是很满意的，便决定帮一把。待听得是告靠山屯的某人。高明揉了揉耳朵，问了几遍，确认无误后，先前还风和日丽的老脸，立时乌云密布，冲着施庆恩就是一顿猛批，什么‘官僚思想严重’、‘脱离群众’、‘工作方式僵硬’之类的帽子，给灰头土脸的施庆恩发了一堆。最后，更是直接把施大厂长推搡出了办公室。边推嘴里还边嘀咕“马蜂窝”、“惹不起”、“赵主任”之类的词儿。
结果，始终没摸着头脑的施庆恩又急又气，一个没撑住，就躺进了医院。施庆恩躺下后，罗耀国接过了五丰粮厂的担子。主动去和薛向沟通。二人没谈几句，就找到了共同话题——耿福林，有了耿福林这座桥梁，那还有啥不好办？
薛向拍了胸脯保证，助五丰粮厂完成任务，并特批十头肥猪，出圈时，特供五丰粮厂。罗耀国则当场签了份协议，说以后希望养猪厂的杂粮，五丰粮厂包圆了，优先供应。有了这个合约，薛向最后的顾虑也打消了，便放开手脚，倒腾起了饲料厂。
有了朱万户这个养猪专家定下配方后，建厂、招人都不是难事儿，靠山屯有的是壮劳力。至于社办企业，不得占用超过该生产队百分之二壮劳力的规定，早被薛向一脚踢进了大西洋。全大队有一个算一个，除了要上学的，只要能动弹的，不是被塞进了养猪厂，就是被打发进了饲料厂去配饲料。
眼下，薛大官人囊中羞涩，压根儿没有余钱去置办配置饲料的机器，也就只有使用这最原始的人力了。
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农活被他甩手给了李拥军，插秧、放水顺利完结；饲料厂和养猪厂他制定好了规章，没人敢折腾，饲料呼呼地生产着，小猪哗哗地长着；蔡氏父子一起去了公社，屯子里就剩了个整天埋头研究马列、不管事儿的铁勇铁副队长，也没人跟他捣乱；县里的郭民家似乎忙着升迁，也没功夫来折腾他；至于蔡高智上回得罪了何进，正被这个二愣子局长变着法儿的找碴，自顾尚且不暇，更没时间来搭理他薛大官人了。
这段时间，薛向算是度过了来靠山屯最舒心的一段时光。
每天清晨醒来，送目窗外，赏赏山水，再逗弄下小家伙；上午，则在屯子里溜达一圈，便入山采些野菜、山蘑，能打着野**、野兔，中午就炖一锅野味，打不着，就去屯子里购回一只土**，自个儿围裙下厨，炖上一锅**汤；饱食过后，便在幽窗竹影下困上一觉，醒来，或去看康桐捉鱼，或去猪厂寻朱万户，在老槐树下，弈上一盘棋；到了晚上，乐子就更多了，或抱了收录机在打谷场，同众人一起听新闻、戏剧，或听上了年岁的老人摆摆古，说说演义、奇闻，确也兴致无边。
就这么着，日复一日，时光流转，如白驹过隙，眨眼间又过了一个多月。这日，吃罢午饭，康桐去了山里，薛向伏在办公室的桌上，写着。按他的设想，靠山屯绝不能多点开花，而是做好养猪和饲料配套，最多往火腿等熟肉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