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碟摊，录像厅，每一个都是万花筒世界里肮脏的一角。
他认识了一些人，提出自己的请求，然后被带进了那个世界。他们教给他一些粗浅的拳脚功夫，还有一些其他的旁门左道。他想的是，以后抓到凶手，可以给父亲报仇。
那一年他十五岁，开始逃杨老师的课，游荡在人员复杂的马路上兜售一些非法的东西，会在工商或城管突击时，飞快跑进临近的弄堂里，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学生。
他还会做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手里拿着片长的西瓜刀，跟着一大帮人，做只有香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古惑仔群殴的事。
他打伤过人，别人也打伤过他。整整一年，他在伤痛中渡过。不过他还是会回学校上课，杨老师看到他，就会问一下：“最近成绩又退步了，要不要补习一下？”
他说话时蹙紧眉头，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见不得他小小年纪，把衬衫拉到裤子外面，把外套拉链拉开。这是小流氓的腔调。
杨老师让他更加想念父亲，他羡慕杨筱光有这样一个爸爸，而他再也没有了。
他的父亲念高中时遇到上山下乡潮，从此便没有再念过书。潘以伦出生以后，他就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潘以伦在安徽念的小学，书读的其实不错，又练过书法，还拿过“三好学生”。来到上海后，因为异地转学，不得不留了一级，可还是和这里的学习进度有出入，不过老师说，如果他想跳一跳，上重点高中是有希望的。
这个老师是杨老师。
父亲听了杨老师的话很高兴，就写了一个字条贴在他的床头勉励他，用的是毛主席的古老格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父亲说：“要重新站到人前，先要自强。”
他是能体会父亲写这句话的初衷的。回到上海后，他才知道父亲的家族人口多而底子薄，祖上的房子正遭遇拆迁分房，这样一块“肥肉”让几门亲戚闹的不可开交。人人都以为他们是来分一杯羹的，因此没有人欢迎他们的到来。
父亲不愿搅进复杂的家族房产风波，领着妻子儿子租了棚户区的小平房，找到几份没有劳保的临时工先干着。
父亲当时打两份工，早上给临近小区的物业公司做电工，晚上则做保安，收入可应付家庭支出，还可节余一些存着让他上大学。父亲工作认真，活又干得出色，物业公司有意聘他做正式工，薪水有的加不算，劳保都有了着落。
那天父亲很高兴，说回到家乡终于有正式落户的感觉。潘以伦炒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韭菜炒**蛋给父亲下酒，他们爷俩坐在门口乘风凉，絮絮说着话。父亲要他“自强”，长叹自己蹉跎了好时光，才会像如今这样累。
满目都是遗憾。
父亲赞他人是聪明的，男孩子烧菜手艺都能这么好。潘以伦笑笑，他做菜的手艺确实不错。以前在安徽，父母下田干活，他就跟着邻居大妈学做饭烧菜，给父母留中饭。渐渐也就熟能生巧了。
他一直觉得以前的日子没什么不好。
不过父亲说，要上好的大学，就要回老家。他们就回到父亲的老家，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父亲出事的柏油路，如今开挖了地铁站，连路都找不到了。可那上面留下的暗红的血迹，永远涂在了他的心里。
他知道父亲不会愿意他做那种堕落的选择，但他年轻，而且气盛。
在做小混混的那些日子里，他也遇到过杨筱光。
那时候他正发育，个子一个劲猛窜，但是还是有“兄弟”笑他长的太漂亮，有点娘娘腔。他们要带他去做男人。他第一次进了发廊。
发廊妹穿很短的吊带裙，涂了很红的劣质口红，一身的油耗味道，还喜欢用手指点点他的唇，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情欲。发廊妹问他是要“敲大背”还是“敲小背”。“兄弟们”要让他上全套，说这样才算是成长。
他进了一间窗口糊着报纸的小黑格子间，整个屋子散发着腐朽的霉变的气味。发廊妹的舌头像条蛇，狠狠缠住他的。他毕竟懵懂，年轻，莽撞，还不肯认输。
他的手第一次摸到女性的躯体，滑不溜手的，像蛇皮。他说不上什么感觉，任由女人也抚摸着他的身体。
慢慢的，他有了反应。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窗外有人说话。竟然是杨筱光的声音。她大约在买一张什么港版的打孔CD，正和盗版贩子讨价还价。
他已经忘记了她当时到底在说什么，只是她的声音让他顿时打消了全部念头。他推开发廊妹，躲在暗处，用手将年轻的欲望释放出来。那滋味又苦又涩，并没有什么快感可言。
后来他找到卖碟给她的人，知道她买的碟是张国荣和达明一派的。
她和他的过去，很多在他的回忆里，她并不知道。她当然更不知道，他当时像做小偷一样翻墙进她的校园。那是他原本想要考的学校，后来则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他知道她的教室在哪里。如果运气好，他还能看见她正坐在靠窗的一排。一般上语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