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专行地唱起了独角戏。因此,李汉超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他。对省委秘书长的批评,他忍气吞声地听着了。但对王一民的意见,他却听不下去了。当王一民尖锐地指出他这是为了一鸣惊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的时候,刘勃竟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要王一民解释清楚:为什么把青年团员的英雄行为歪曲为冒险行为?为什么对这样一件使敌人震惊的革命事件大泼冷水?
王一民立即回答他说:“如果从表面上孤立地看,挖溥仪照片,写打倒日酋玉旨叔侄的标语,这确实可以称得上英勇和大胆的革命行动;如果单讲个人的英雄行为,我对肖光义和罗世诚两个青年团员也确实是十分赞赏的。但是这件事是在不到一千人的学校里干的,干的手法又和往敌人‘纪念碑’上刷标语事件非常相像。敌人本来正愁找不到破获‘纪念碑事件’的线索,这回一下子引到一中来了,引到这么一个狭小的范围里来了,而同一事件的当事者恰恰又在这个范围内……”
刘勃没等王一民说完就又拍起桌子来。他个头不高,嗓音挺尖,圆圆的淡黄色饼子脸上长着一双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头也是圆的。一头又密又粗的黑发,齐刷刷地往上竖竖着,总也不肯随着木梳倒下去,这对他那不高的身材倒是个补救,至少可以使他高出二寸来。这时他隔着桌子,把饼子脸探向王一民叫道:“那又怎么样呢?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一中的革命受到什么损害了?肖光义和罗世诚不但安然无恙,甚至连一根毫毛也没人碰一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是事实。但却是件很奇怪很不寻常的事实,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事实。那天情况刘勃同志已经都清楚了。大批的特务被引进学校,特务头子葛明礼的杀人刀已经拔出来了,所有的教职员都被看起来,连学生也都变成了嫌疑犯。如果不是半腰里跳出来那么一个有权势的日本副校长,后果是很难设想的。但是这个挂着副校长招牌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自己又是什么人?他要干什么?谁也不清楚……”
“这有什么不清楚的?”刘勃冷冷一笑说,“一民同志,你可能还觉得你这一连串问题提得很奥妙,使人很难回答。实际这是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日本副校长是什么人?这还用问吗?是个侵略者!是个强盗!是个法西斯分子!是个有大靠山的小太上皇!因此他就可以耍弄权势,任意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统统从学校赶出去,让所有的教职员和学生都倾倒在他的脚下,感他的恩德,仰他的鼻息。他这种愚蠢的虚荣心和权势感却在无形中帮助了我们,造成了我们的隐蔽洞,我们就是要抓住这有利条件,狠狠地打击他!”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李汉超说,“所以我准备正式向组织提出:在北市场的‘飞行集会’结束以后,再在一中搞他一家伙,让他们不得安宁!”
没等李汉超表态,王一民马上摇着头说道:“我坚决不同意再这么于下去了!
事实表明,这个日本人决不像刘勃同志估计得那么简单,他不但不是那种只要弄权威的愚蠢家伙,而且是个高深莫测的对手。就在我们以为风暴已经过去的时候,他却悄悄地向我们摸过来了。今天白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引起我长时间的深思,我觉得至少说明他已经注意上我了……”
“所以你就害怕了,惊慌失措了,主张退却了,你……”
“好了,不要这样争论下去了!”李汉超严肃地止住了刘勃的话头,他转向王一民说道,“我觉得一民同志的分析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高深莫测的日本副校长,现在请一民讲讲今天在一中发生的事情吧。”
王一民点点头,就汇报了下面的情况。
今天王一民第一堂课就是高中二年级——他教那一班的“满语”。这里所说的“满语”,可不是在清朝的铜大钱上才能看见的那种弯纹。王一民对满族文字一窍不通。这个“满语”就是“汉语”,也就是从前的“国文”。东北既已沦为“满洲国”了,再叫“汉语”或者“国文”,不是又和中国混一块去了吗。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么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越到后来这类招数越多,连地理、历史都给改了,甚至连供奉的祖宗都和日本人一样了,友邦也升格为亲邦了。
这当然是后话了。在本书所写的一九三四年间,只是把叫法刚刚改过来,高中教科书的内容还是以古文为主。譬如今天王一民讲的一课就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王一民讲《醉翁亭记》这类游记文章可不是就文章讲文章,他要从文章中弓呻出去,讲祖国的锦绣河山,讲祖国的英雄人物,以便激起学生热爱祖国的热情。当然,祖国这个词当时早已严令禁用了,只能说中国,前边还不能加“我们”二字,就像是在叫另一个国家的国名一样。而王一民则尽量避免这样说,他既不叫祖国也不叫中国,好像有的女人不称自己所爱的男人任何名字一样。
今天,王一民站在讲坛上,翻开课本。念了课文第一句,“环滁皆山也”之后,就讲道:“滁,是地名。当时作者欧阳修被宋仁宗贬到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