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战争
一个筐卖一块钱，南关柳编厂却悄悄降到了8毛，这无疑给了柳青两拳。柳青得知这消息后一夜未睡，早晨起来眼眶发黑。他皱着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戏子和陶婉进来，柳青立刻对戏子说：“耳刮子就要扇到咱脸上了，咋办？”戏子说：“南关？”柳青说：“他降到8毛，咱降到6毛。”戏子说：“那大伙的工钱可就少了。”柳青说：“咱的筐卖不出去一分钱都挣不到。”
傍晚，柳青宣布了降低工资的事，他问大伙有什么意见。瞎妮摸着腿说：“降就降吧，没事没事。”家起说：“有口饭吃就行。”冬瓜嗤之以鼻，他旁边有个哑巴挥挥手，意思是：屁大的事。
苹果快熟的时候，枯枝败叶落了一地，一群人从南关走来了，手里都拿着武器，有菜刀、棍子，有铁叉、木锨，有镐有斧，还有大榔头。他们怒气冲冲，从南关柳编厂一路嚷嚷着来到柳营。柳青打开铁栅门，递过去一支烟。但是这些人简直就要怒发冲冠了，虽然都没有戴帽子。为首的一个光头叫老改，他指着柳青的鼻子说：“降到6毛，我看你是欠揍。”自从柳青降价后，去南关订筐的越来越少，终于一个也没有了。柳青没有说话，他身后站着一群残疾人。伊木吐口唾沫，右脚在地上画了个圈，另外一个哑巴竖起了中指。老改说：“6毛不行，连工钱都不够，咱商量商量，把价格扯平，定稳，8毛怎么样，都卖8毛？”
柳青说：“不。”
老改也说了一个字：“砸！”
双方的械斗场面惨不忍睹，柳营柳编厂寡不敌众，很快，柳青的肋骨断了三根，一只耳朵掉在了地上。戏子唯一的那条腿也被铲断了，并且头上挨了一棍。有个穿红毛衣的家伙朝陶婉心窝踢了一脚。几个瞎子算倒了血霉，身上都挂了彩，瞎妮的脸肿得像茄子，家起的两颗门牙，一颗在土里，一颗在肚里，不过，他捏破了对方的卵蛋。伊木威风凛凛，拿根扁担，呜里哇啦乱叫一气，周围的那几个人便倒在了地上。戏剧性的变化来自冬瓜手里的一个秤砣，这个像儿童一样的侏儒对老改喊了一声：“看这里。”他本来瞄准的是脑袋，老改的一只眼却瞎了。
老改也成了残疾人，他捂着脸叫唤：“毁了，撤，快撤。”
械斗事件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专案组和残联的负责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不久，南关柳编厂被勒令停产，老改因伤害罪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
第九章伊马
械斗那天陶婉就死在了医院里，她用唯一的一只手摸摸柳青仅存的一只耳朵，问：“你爱我吗？”柳青还没来得及回答，陶婉就死了。当时戏子躺在病房昏迷不醒，其他人包扎完伤口就回去了。
医院附近有个垃圾箱，垃圾箱里有个婴儿。在80年代初，常有狠心的父母把带有残疾的孩子抛弃，像扔垃圾一样。
婴儿满身血污一动不动，他的一只脚是畸形的，像鸡爪子。围观的人以为他死了，苍蝇知道他还活着，围着他的肚脐飞舞。突然，婴儿的身体一阵轻微的抽搐，紧闭的双眼也慢慢睁开了一条缝。围观的人都往后一退，一个女人说：“借光，给俺看看。”
伊木和瞎妮恰巧在人群里。瞎妮伸出双手，摸索着走向垃圾堆，人们闪开了一条道。瞎妮摸到了碎玻璃，摸到了破鞋，又摸到了烂菜叶，终于，她摸到了婴儿。
是个小子。瞎妮兴奋地说。
柳青和戏子在县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出院后，柳青的脑袋还缠着纱布，戏子拄着双拐。天阴着，他俩的脸也阴着。柳青问瞎妮：“孩子哪儿来的？”瞎妮说：“捡的，垃圾堆里捡的，那天，风吹着电线，呜呜的。俺一摸，好家伙，扎了俺一下，又一摸，就摸着他了，臭烘烘的，身上没一点热气，回来俺就叫俺男人烧热水，给他洗澡，洗一遍，又一遍。第二天，他吃食啦，米汤喝了好几口，这小子命硬，脚有点毛病，大哥，你给俺孩起个名吧！”
公路上，一辆拉果苗的马车驶过，柳青不假思索地给孩子起名叫伊马，他摸着孩子的腿说：“这是个瘸子，长大了，能走能跑就行。”
第十章平等
柳营门前的那棵树成了旗帜。
许多残疾人慕名而来，远远地看见了树，便看见了希望。这里并不遥远，一直在他们心里。除了这里，对那些饱受煎熬没有自由的人来说，任何地方都是地狱，根本用不着堕落。
粪土中有金子，河蚌里有珍珠，任其沉睡也不开启，不给一个炫目的机会。
他们中有很多人丑陋不堪，肮脏无比。不是蛔虫，更像蛆虫。他们似乎不能独立生存，只能寄生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社会。他们有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那些唾沫那些抱怨那些误解那些排斥与侮辱整天包围着他们。他们的人生道路是艰难的，思想是蠕动的。
他们蛰伏在社会的阴影里，有人认为他们在威胁着别人的幸福。有手却没有工作，有头脑却不能思考，就连生殖器似乎也是多余的。对付伤害，除了忍受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残疾人是一个阶层，一个苦难的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