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一千米。但是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千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宫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尔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一百六十

    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⑨。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躁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这酒食为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官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坐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礼，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皇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辅申先生忠于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在对待早朝的问题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坚持不应断辍。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为尤甚⑩。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到过官员在早朝时互相姗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辅，位极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

    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接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二十三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十二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