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民国政府是无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袁世凯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最后决定让孙宝琦、曹汝霖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谈判。谁知，谈到现在日本人都不做丝毫的让步。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给刘庆斌发电报求援。
在后世，袁世凯因与日签定了“二十一条”而备受诟责，甚至被视同“卖国”，但这一评价显然是不客观的。民国初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多个列强共同控制的局面之下，不仅国力虚弱，边疆危机等外交难题迭起，作为中国新统治者的袁世凯，既背负着晚清旧外交的沉重包袱，又承担着开创民国新外交的历史责任，要求袁世凯在重大对外交涉中都能取得保全国家权益的重大成果也是勉为其难的。
刘庆斌深深能够理解袁世凯的困境，他静下心来给袁世凯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