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从而揭开难以想象的地狱的纱幕时使我那些想法连在一起也与这个地狱不仅关系毫不紧密而且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想象力总借助一些业已熟悉的材料来想象某种不熟悉的情状，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想象不出这种情状。然而感觉甚至最纯粹的体肤感觉却会打上新情况的最原始的而且长时期难以磨灭的标记，如同闪电的光纹。我几乎不敢对自己说，即使我早已预料到这次出走，我恐怕也无法想象这次出走如何可怕，即使阿尔贝蒂娜向我通报了她的出走，而我对她又威胁又哀求，我恐怕也无从阻止她出走。此时此刻去威尼斯的愿望离我多么遥远！当年在贡布雷，每逢我一个心眼只想着妈妈来我的房间时，想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愿望也离我这么遥远。原来我从幼年起体验过的全部焦急不安现在又前来给我新的忧虑火上浇油了，两种忧虑结合成了性质相同的混合体，使我窒息。
的确，这样的分离打击了我的身心，这一击通过肉体的极大的载入能力使痛苦变成了某种与我们饱经忧患的生活的各个时期同步的东西，——的确，那个希望我的悔恨达到最尖锐程度的女人也许对我心灵承受的这一击寄托了某种希望（人们很少考虑别人的痛苦），她也许假装出走，只想以此要求较好的生活条件，也许永远出走——永远！——以此惩罚我，报复我或继续被我所爱，或者（为了我将来对她保持美好的记忆）猛力打破她感到正在她周围编织的厌倦和冷漠的网络，——的确，我们曾经相许避免互相对心灵进行这样的打击，我们曾经相约友好地分手，然而友好分手实属罕见，因为如果相处甚笃就不会分手。此外，一个遭到万分冷落的女人总该隐约意识到，男人尽管对她已感到厌倦，共同的习惯却使他对她越来越依恋，而且她也应该想到，友好分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出走时通知对方。然而她害怕在通知对方时受到阻挡。任何女人都会意识到，她对男人的影响力愈大，她离开他的办法便只能是逃走。因自己是主宰者而逃匿，情况正是如此。当然，在她前不久引起的厌倦感和因她的出走而产生的重新得到她的狂热要求之间存在的距离之大的确是闻所未闻的。除去在写作这个作品时阐述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即将阐述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原因。首先，出走往往发生在冷漠——确实存在的或自己认为存在的——发展到极端，就象钟摆摆到极限一样的时刻。女人想“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男人口口声声说要离开她，或正在考虑离开她；倒是她先离开了。于是，钟又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距离也大到了极限。可是转瞬间钟摆又回到了原处；从而再一次超越了业已阐述的原因，这该多么自然！心在跳；而且出走的女人已不再是离家前那个女人了。她在我们身边已经过惯了，却猛然发现别样的生活渗进了她的生活，而且她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样的生活，也许正是为了参与这种生活她才离开我们的。这一来，出走的女人那全新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又回过头来影响还留在我们身边的女人，也许还在策划这个女人的出走。我们可以推测的一系列心理现象与她和我们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与我们毫不隐讳的对她的厌倦情绪和我们的忌妒心也联系紧密（这种忌妒心使曾被好几个女人抛弃的男人几乎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抛弃，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反应都相同，这一点是可以估计到的；人人都有自己受骗的方式，正如人人都有自己感冒的方式），这一系列我们认为并不神秘的心理现象有可能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系列事实相符。她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和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保持着联系，笔头的或口头的，或通过信使。如果她已和某某先生约定，在她去见某某先生的头一天由这位先生先来看我，她就可能正在等待某种信号，而我说“某某先生昨天来看过我”就在无意间给了这个信号。有多少可能成立的假设啊！也仅仅是可能罢了。我惯于构思事实，当然只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天我误拆了一封别人写给我的某个情妇的信，信是用约定好的口气写的：“继续等着招呼我去圣卢侯爵家，请在明天来电话通知。”于是我据此又架构起某个出逃计划来；圣卢侯爵的名字只是说明另外一件事的记号，因为我这个情妇并不认识他，不过曾听我说起过他，再说信上的签名是个什么绰号与语言形式毫不相干。事实上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我的情妇而是写给家里另一个人的，上面的名字和我情妇的名字不一样，送信的人看错了。这信并非用互相约定的暗号而是用很糟糕的法文写的，因为写信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确是圣卢的一个女友，他告诉过我。这个美国女人写信的奇特方式使一个完全真实然而陌生的名字看上去象个绰号，因此我在这大的猜测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然而我在脑海里把这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串联起来的思维框架本身却极其正确而且不折不扣地合乎实际，因此，三个月之后，当我的情妇（她当时是准备作我的终身伴侣的）离开我时，她出走的方式和我最初想象的出走方式竟一模一样。来了一封信，信的特点和我错误地赋予前述那封信的特点如出一辙，只是这封信的确具有暗号的意思，云云。
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不幸。不过，无论如何，这不幸引起的痛苦也许会被探究不幸根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