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是东锡埃尔过后的第一站，由于停靠时间很短，我没有到站就提前立在车门口，多么担心看不见戈达尔或他发现不了我。担心纯粹多余！我确实未曾想到小圈子根据同一的类型，把所有“常客”塑造到何等相象的程度；他们都身著气派的晚礼服，在月台等车时，只要凭着他们的某种神态和目光，很快就可认出他们，他们一个个都带着某种自信、风雅和随意的神态，那目光穿过平民百姓的拥挤人群，犹如越过一片旷野，任何东西都不屑一顾，但却密切窥视着某个在前一站上车的常客的到来，为即将开始畅谈而闪闪发亮。一起聚餐的习惯在小团体成员的身上打下了这一选择的标记，唯在他们人数众多，济济一堂时，这一标记在他们身上才不怎么突出，他们在旅人的群体中——布里肖称之为“群畜”——只不过组成了一个较为明亮的光点，在这些旅人阴沉沉的脸上，看不出与维尔迪兰家发生过任何关系的表示，也见不着想去拉斯普利埃参加晚宴的意思。再说，若有人在他们面前提起那些信徒们的大名，这些平平庸庸的旅客也许比我还更不感兴趣。据我的耳闻，早在我降生之前，那时代已经相当遥远，也较难以确定，我不禁夸大事实，说那个年代已经十分久远，反正，早在那个时期，那些忠实信徒们中间就已经有数位常去城里聚餐了，如今，他们一如既往，还继续参加聚餐，令我见了好不惊诧。这些人不仅生命还在继续，而且始终体魄强健，但又有多少友人精力耗尽，在此处，彼处相继去世，为我亲眼所见，这两者之间适成鲜明的对比，给我造成了一种感觉，当我们在报纸的《最新消息栏》读到的正是我们最料想不到的新闻时，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感觉，比如某人突然夭折，我们甚觉意外，因其致死的原因我们始终一无所知。这种感觉，就象死亡给人们的打击并非是均衡的，而象一排刀片，悲剧性地向前推进，其中一片较为凸出，夺走了某个生命，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其他生命却幸免于难，还能长时间安然无恙。而且，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死神四处游荡，来无影去无踪，形形色色的死恰正是报上的讣告具有特殊的意外效果的原因所在。我继而发现，真正的天赋有可能与交谈中最可恶的庸俗气味相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渐渐露出峥嵘，令人敬服，不仅如此，连一些平庸之辈也会占据崇高地位，在我们儿时的想象中，如此崇高的地位只属于少数几位声名显赫的长者，想不到多少年过后，当这些长者的弟子成为师爷，象他们当年受到的那样，令人敬畏时，他们也会成为显赫的名人。但是，即使这些忠实信徒的大名不为“群畜”所知，他们的外表也可向平民百姓显示出自己的身份。哪怕在列车上（他们每天各自要做的事情把他们偶然汇集在一起），需在下一站接一位独行的同伴，他们全体乘坐的车厢也会远远地开花吐艳，有雕塑家茨基弯肘的标记，也有戈达尔《时代》杂志的装饰，如同一辆豪华轿车，在指定的车站接走姗姗来迟的朋友。唯一可能错过这些福地标志的只有布里肖，因为他眼睛几乎半瞎。但是，准会有哪位常客自告奋勇，为这位瞎子担当起观察哨的职责，一旦发现他的草帽，绿伞和蓝眼镜，就连忙轻轻地把他领向选定的车厢。因此迄此尚未有过先例，有哪位信徒在途中未能与其他信徒相会，要不准会引起他人极其严重的怀疑，怀疑那人是个矮小的畸形人，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乘火车”来。偶尔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某位信徒下午要去较远的地方，因此在小圈子的人汇合之前，不得不独自走一段路程；但是，即使他如此孤独，别无同类相伴，也往往少不了产生某种效应。他走向的未来使坐在对面座席上的旅客对他另眼相看，寻思“这恐怕是个人物”，而且通常会在戈达尔或雕塑家茨基的软帽四周发现一圈隐隐约约的光晕，因此，当下一站到达终点，一伙风雅之士在车门迎接这位信徒，簇拥着走向一辆已在恭候的马车，受到多维尔车站的雇员低声问候时，或在下一个中转站，一群雅士涌进车厢时，对面座位上的旅客就不那么大惊小怪了。停靠的列车就要离站，恰在这时，由戈达尔跑步率领的一伙人马朝我乘坐的车厢奔来，他刚从车窗发现了我的信号，由于好几位常客姗姗来迟，他们不得不快步奔跑。布里肖也在这批信徒之中，这些年来，不少人每次聚会必到的劲头渐渐低落，但他却有增无减。由于他视力不断减弱，即使在巴黎，他也不得不逐渐减少晚间的工作。再说，他对新索邦学院没有多少好感，那儿，德国式的追求科学准确性的思想已经开始压倒人文主义。现在，他仅限于授课和考试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一来，他用于社交活动的时间就更充裕了，所谓社交，就是参加维尔迪兰家的晚会或参加这位或那位信徒激动得浑身发颤，为维尔迪兰夫妇举办的晚会。确实，有过那么两次，爱情险些促成了研究工作难以办成的事：把布里肖拉出小圈子。但是，维尔迪兰夫人“时刻防备不测风云”，并为了她沙龙的利益养成了这种习惯，她精心筹划，最终从类似的悲剧和表演中获得了一种毫无利害关系的乐趣，不失时机地挑唆他与危险人物发生纠葛，拿她的话说，这种危险人物善于“把一切整治得秩序井然”，“用烧红的烙铁往伤口里戳。”最危险人物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