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万夫人只是在所谓“官界”中获得成功。高雅女士不与她来往，但这并不是因为她那里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时，凡属于保守社会的一切均成为社交风尚，因此，一个有名望的沙龙是决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对这种沙龙的人来说，永远不可能接待“机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可怕的“激进分子”了，而这种不可能性将像油灯和公共马车一样永世长存。然而，社会好似一个万花筒，它有时转动，将曾被认为一成不变的因素连续进行新的排列，从而构成新的图景。在我初领圣体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犹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场合从而使正统派的女士们吃惊。万花筒中的新布局产生于哲学家称作的标准所发生的变化。后来，在我开始拜访斯万夫人家以后不久，德雷福斯事件产生了一个新标准，于是万花筒再一次将其中彩色的菱形小块翻倒过来。凡属犹太人的一切都落到万花筒的底部，连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无名的民族主义者。当时，在巴黎最负盛名的沙龙是一位极端天主教徒——奥地利亲王的沙龙。如果发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对德战争，那么，万花筒会朝相反的方向转动，犹太人会表现爱国热忱而使众人吃惊，他们会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样一来，就再没有人愿意去拜访奥地利亲王，甚至没有人承认去拜访过。虽然如此，每当社会暂时处于静止状态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认为不可能再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他们看到电话问世，便认为不可能再出现飞机，与此同时，新闻界的哲学家们对前一时期进行抨击，他们不但批评前一时期中人们的乐趣，斥之为腐朽已极，甚至还抨击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斥之为毫无价值，仿佛它们与附庸风雅、轻浮浅薄的各种表现形式密不可分。唯一不变的似乎是每次人们都说“法国发生了一点变化”。我初去斯万夫人家时，德雷福斯事件尚未爆发，某些犹太显贵还很有权势，而其中最大的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他的妻子以色列夫人是斯万的姨母。她本人并没有外甥那样高雅的社会交往，外甥也并不喜欢她，从未认真与她联络感情，虽然他很可能是她的继承人。然而，在斯万的亲戚当中，只有这位姨母意识到斯万的社交地位，而其他人在这方面与我们一样（长期地）一无所知。在家族中，当一个成员跻身于上流社会时——他以为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但在十年以后，他会看到在和他同时成长的青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理由完成这个现象者大有人在——他在四周画出一圈黑暗区域terraincognita①，居住其中的人对它了如指掌，而未得其门而入者虽然从它旁边走过，却不觉察它的存在，还以为是一片黑暗，一片虚无。既然没有任何通迅社将斯万的社会交往通知他的亲戚，因此，他们在饭桌上（当然在可怕的婚事以前）谈到斯万时，往往露出屈尊的微笑，讲述他们如何“高尚地”利用星期日去探望“夏尔表亲”，而且把他看作心怀嫉妒的穷亲戚，借用巴尔扎克小说的标题，风趣地称他为“傻表亲”②。鲁弗斯·以色列夫人与众人不同，她很明白与斯万慷慨交往的是些什么人，而且十分眼红。她丈夫的家族与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有钱，而且好几代以来便为奥尔良王公们经营事务。以色列夫人既然腰缠万贯，当然很有影响，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劝阻她认识的人接待奥黛特，只有一个人偷偷地违背了她，那就是德·马桑特伯爵夫人。那天奥黛特去拜访德·马桑特夫人，不巧以色列夫人几乎同时到来。德·马桑特夫人如坐针毡。这种人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她竟然背信弃义地不和奥黛特说一句话，奥黛特自然不再将入侵向前推进了，何况这个阶层决非她希望被接纳的阶层。圣日耳曼区对奥黛特丝毫不感兴趣，仍旧将她看作与有产者完全不同的、毫无修养的轻佻女人（有产者精通家谱中的每个细节，而且，既然现实生活并未向他们提供贵族亲友，他们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回忆录）。另一方面，斯万似乎继续是情人，在他看来，这位往日情妇的一切特点似乎仍然可爱或者无伤大雅，因为我常常听见他妻子说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话，而他却无意纠正（也许是因为对她尚有柔情，也许是对此掉以轻心，或者懒于帮她提高修养）。这也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单纯。在贡布雷，我们曾长期被他的单纯所蒙蔽，而且就在现在，虽然他继续结交体面人物（至少为他自己着想），却不愿他们在他妻子的沙龙的谈话中占有重要地位，何况对他来说，他们的重要性确实大为减少，因为他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总之，奥黛特在社交方面十分无知。当人们先提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后提到她表亲德·盖尔芒特公主时，她竟然说：“噫，这些人是王公，那么说他们晋升了。”如果有谁在谈到夏尔特尔公爵时用“亲王”一词，她马上纠正说：“是公爵，他是夏尔特尔公爵，不是亲王。”关于巴黎伯爵的儿子德·奥尔良公爵，她说：“真古怪，儿子的爵位比父亲高。”作为英国迷，她又接着说：“这些royalties（王族）真叫人糊涂。”有人问她盖尔芒特家族是哪省人，她回答说：“埃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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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未知地域。
②小说《贝姨》法文为CousineBette，Bete与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