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诺布瓦先生为了替餐桌增添情趣，给我们端上了他经常招待同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有时他引用某位政治家演说中可笑的复合句（此人惯于此道），句子既冗长臃肿，又充满自相矛盾的形象。有时他又引用某位文体高雅的外交家的明捷快语。其实，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判断标准与我对文学的判断标准毫无共同之处。对许多细微区别，我毫不理解。他哈哈大笑加以嘲弄的字句与他赞不绝口的字句，在我看来，并无多大区别。他是另外一种人，关于我所喜爱的作品，他会说：“你看懂了？老实说，我看不懂，我不在行。”而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反驳或演说中所看到的机智或愚蠢、雄辩或夸张，我都无法领会。既然没有任何可以被感知的理由来说明此优彼劣，那么这种文学在我眼中就更为神秘，无比隐晦。我领悟到，重复别人的思想，这在政治上并非劣势的标志，而是优势的标志。当德·诺布瓦先生使用报刊上随手拈来的某些用语，并且配之以强调语气时，这些用语一旦为他所用就变为行动，引人注意的行动。
母亲对菠萝块菰色拉寄予很大期望。大使用观察者的深邃目光对这道菜凝视片刻，然后吃了起来，但保持外交家的审慎态度，不再坦露思想。母亲坚持要他再吃一点，德·诺布瓦先生又添了一次，但没有说出人们所期待的恭维话，只是说：“遵命，夫人，既然这是您的命令。”
“报上说您和狄奥多西国王作过长谈。”父亲说。
“不错。国王对面孔有惊人的记忆力。那天他看见我坐在正厅前排便想起了我，因为我在巴伐利亚宫廷里曾经见过他好几次，当时他并未想到东部王位（您知道，他是应欧洲大会之请而登基的，他甚至犹豫了很久才同意，他认为这个王位与他那全欧最高贵的家族不太相称）。一位副官走来请我去见国王陛下，我当然乐于从命。”
“您对他这次访问的结果满意吗？”
“很满意！当初有人担心这位年轻君主能否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摆脱困境，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我，我完全相信他的政治嗅觉，而且事实远远超过了我的希望。根据权威方面的消息，他在爱丽舍宫的致词，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亲自起草的，当之无愧地引起各方面的好感。这确实是高招。当然未免过于大胆，但事实证明这种胆略是对的。外交传统固然有其优点，但正是由于它，我们两国的关系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封闭的气氛中，更换新鲜空气的办法便是打破玻璃窗，别人当然无法提出这种建议，只有狄奥多西可以这样做，而他确实这样做了。他那襟怀坦荡的态度令众人倾倒，他用词妥贴得体，不愧为母系是博学多才的王公贵族的后代。在谈到他的国家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时，他用的是‘亲缘关系’一词，这种用词在外交词汇中极为罕见，但在此却极为恰当。你瞧文学毫无害处，即使对外交、对君主而言，”他最后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当然，此事早有迹象，两个强国之间的关系原来就大有改善，但毕竟由他嘴里说了出来。他的话正是人们所期望的，而且用词巧妙，所以效果惊人。我当然双手赞同啦。”
“您的朋友福古贝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他一定很高兴吧。”
“当然，何况国王陛下像往常一样，有意让他喜出望外。再说，从外交部长开始，人人都大吃一惊，无一例外。据说外交部长对此事不甚满意。别人问他时，他提高嗓门，好让周围的人听见他那直言不讳的回答：‘我既未被征求意见，也未收到通知’，以此明确表示他与此事毫不相干。当然，这件事引起纷纷议论，”他狡黠地笑笑，然后又说，“我不敢担保那些将‘无为’奉为最高信条的同事不因此坐立不安。至于福古贝，你们知道他由于亲法政策而受到猛烈抨击，这使他很难过，何况此公心地善良，而且很敏感。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虽然他比我年轻许多，但我们是老朋友了，常有来往，我很了解他。再说谁不了解他呢？他的心灵清澈见底，这是他可以受指责的唯一缺点，因为外交家没有必要象他那样透明。
现在有人提出派他去罗马，这当然是晋升，但也是‘啃骨头’。我这是私下对您说，福古贝虽然毫无野心，但对新职不会不高兴，他绝不会拒绝这杯苦酒。他也许会干出奇绩。他是孔苏尔塔①所赞同的人。对这样一位艺术家，法尔内兹宫和卡拉什走廊②是最合适的地方了。至少不会有人恨他。而在狄奥多西国王周围、有一批依附于威廉街③的奸党，他们顺从地执行威廉衔的意图，千方百计地给福古贝捣乱。福古贝不但要对付宫廷阴谋，还要对付帮闲文人的辱骂。他们后来像所有被豢养的记者一样怯懦地求饶，但同时依然故我地刊登流氓无赖对我国代表的无理指责。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围着福古贝跳头皮舞④。”德·诺布瓦先生特别着重这最后一个词：“不过，俗话说：‘早有防范，免遭暗算’。他一脚踢开了诽谤辱骂。”他的声音更响亮，眼睛射出凶光，以至我们在片刻内停止了吃饭。“有一句漂亮的阿拉伯谚语：‘任凭群犬乱吠，商队依然前进。’”德·诺布瓦先生抛出这条谚语后瞧着我们，观察它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效果。效果显著。我们熟悉它，因为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