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最多也就是一线之差（当然袁绍童鞋是领先一线的）。
而且更让袁绍和谋士们感到忧心的，是来自于天气的影响。
虽然现在冀州大地的温度并没有处于让冀州士兵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是因为最近几年大汉一直受到“全球气候变冷”的影响，冬天一年冷过一年，若不是从并州陆陆续续传来了那些个取暖的方法，每年冬天因为严寒而冻死的百姓数量只怕会增幅两三成。
而且作战不同于生活，比起经常会遇到在恶劣天候下作战的幽州士兵，冀州的豪强私军们实在是缺乏这方面的经历，低烈度的战争还看不出什么，一旦让战争再相持一两个月，天气进入到寒冬腊月，严寒之下只怕袁绍军就要缩头“收拾行囊待明年”。
如此分析下来，孙子所提出的战争五要素“道、天、地、将、法”之中，袁绍认为自己只有在道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将和法上属于均势，天和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逐渐转为劣势，看上去似乎是己方稍占优势，但是作为进攻的一方，这个优势所能转化的胜势又要打个折扣。
可以说，虽然袁绍的部队在数量上是公孙军的一点五倍，但是在广袤的冀州平原上，在枯水期已经让河床逐渐裸露，河水已经不足以阻碍公孙瓒军骑兵奔驰的情况下，让袁绍军主动发起对公孙瓒军的攻击，在对方已经熟悉的地区以逸待劳，袁绍想一想都觉得这是取死之道。
但是，如果攻守之势相异，那么袁绍觉得自己的胜算会多出不少来。
不仅仅是因为作为防守一方可以有以逸待劳以及在己方熟悉的环境中可以做出一些让对方无法意料的布置，最重要的是，袁绍手中同样拥有自己的王牌——强悍的冀州军。
如果不是因为参与了讨董之战让公孙瓒军有着比袁绍军更大的损失，如果不是袁绍手中有着这样一张王牌，或许袁绍会考虑使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与公孙瓒周旋，而不是像这样一切的行动都围绕着面对面的碰撞而展开。
虽然来自幽州的骑兵在骑方面要略强过来自西北的羌人，而且他们也比羌人更加愿意喜欢使用这项骑兵所独有的可怕武器，但他们终究摆脱不了骑兵作战的规律。
而作为袁绍军最为倚重的王牌的冀州军，则恰恰是对付骑兵的行家里手。
毕竟在西北数年间，在名将皇甫嵩的耳提面命之下，在严苛的环境下，那些原本在冀州仅仅只是郡兵或者较强一点的豪强私军的军队在血与火的锤炼下蜕变成了强悍的部队，最重要的是与羌人的战斗之中，他们在老兵们的提携下掌握了大量对抗骑兵的方式。
也许在野战中骑兵依然拥有着战略上的主动，但是如果优秀的统帅和聪慧的军师能够通过各种方法将骑兵的这些优势削减甚至集中于某一个局部，那么冀州军就有足够的把握在野战中击溃那些经常不可一世，在军中也享有某些“特权”的部队。
听起来似乎很是让人热血沸腾，但是……
偏偏袁绍麾下有着这样经历的士兵满打满算也仅剩下万人左右，而且这个数量还是加上了当初归属韩馥后来跟随其将领又转投袁绍的那部分。
毕竟经过一场惨烈的讨董之战，董卓的西凉军固然是伤了元气，就算是联军，在洛阳郊外那最后的一战中受损严重，袁绍虽然大部分时间避战自保，但是在那场战斗中面对董卓所率领的飞熊军的正面突袭，袁绍依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尤其是手上那支唯一能正面抵挡西凉铁骑的冀州锐。
就算回到冀州后用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了扩军，但是没有经历多少战火考验的新兵显然无法和百战后依然存活的老兵相比，经验上的差距（各种意义上）几乎难以弥补。
事实上这种混编所带来的问题在袁谭与刘备的北线战斗中已经有所暴露——面对张飞所率领的由其往曰结交的燕赵游侠儿为核心的锐骑兵的突袭，以三千冀州锐为核心扩编的万余新军竟然被其冲得手忙脚乱，这也直接导致了北线的败退。
所以如何使用手中的这七千余冀州锐同样考验着袁绍军决策集团的能力。
“这样一来，我们现如今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将公孙瓒给引出来，而且还要让他相信他有足够的可能击败我们。这一战关乎到我方的生死存亡，诸位都是有才德的高士，如何才能取得这一战的关键就在诸位身上，还请诸位不要吝惜智慧，帮助绍击败强敌。”
此时的袁绍不但处于身体机能上的巅峰期，同样虽然受到不少的挫折但总体而言却是一直不断向上，所以不但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带着足以吸引任何人目光的青春气息和无穷干劲，同样也逐步在身体之中形成了那被后人戏称为“王八之气”的某种威严和自信。
这样的气息自然不是那些初级阶段的小说中能够让男姓纳头便拜，女姓自荐枕席的神级技能，而是上位者因为可以对下位者的某些方面的未来进行裁断所产生的某种优越感，或许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这样的感觉会愈发明显，同样这样的心理暗示也愈发强烈，所谓的气势也就愈发浓厚，当然所谓的“迷失在权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