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地去，”
上次因为有顾小雅和乔惠在，所以我们只是胡吹瞎侃，根本没有促膝谈心的时间。
“你现在在江城怎么样？”王新找了个茶馆，要了个小包，小包里只有我们两人。
“七年前到江城小学，四年前结婚，大半年前成为江城小学的副校长，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唉，”喝着一杯清茶，酒醒了不少，在回答王新的问话时，我也将自己这七年来的生活梳理了一遍，我真不知道这七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最青春的时节基本都已经付出了江城小学，而我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小学副校长和一个已经破碎的家庭，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种想哭的冲动。
“你老婆是做什么的？”王新问。
“她去了，”我道。
“去了？”
“是，半年前，车祸，”我道。
“对不起啊，”王新道。
“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说这些，我道，别光说我，你呢，你小子怎么成了省领导秘书了？我记得你好象也是分在省城的一个小学吧？”我问道。
“是啊，你说生活是不是一直在跟我们开玩笑？”王新喝了一口茶道，“当你努力拼搏想着能混得出人头地的时候，上天往往就象对你完全忽视，你的所有努力都似付之东流。可当你无心争胜，安于现状的时候，突然机遇就来了。”
“恐怕这也正是你前期努力的结果，只是恰恰我们的耐心往往等不到机遇来临的那一刻而已，”我道。
“也许吧，我跟你一样，分到了省城的一所小学，开始我努力的备课、教书，想在教育事业上干出一番事业。可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后台的人结果可想而知，多少次我可能面临的晋升机会都被人给横刀而夺，渐渐的我对晋升失去了信心。苦闷之下，我将心思放在写作上，你知道的，在学校我就喜欢写写画画，没想到第一篇文章就被登在了省城的晚报上。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我不停的给省晚报、日报、甚至给全国性的一些报纸投稿。再后来的某一天，有人来找我，然后我就成了王副省长的秘书，”王新道，“后来我才知道，王副省长是从高校过来的学者型官员，他不喜欢那些在官场上已经混得油滑的秘书，本来是准备新招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可考虑到刚毕业的学生又太年轻，正好王副省长是主管教育的，而我那些发在省晚报日报上有关教育的文章让他很感兴趣，于是他就让省政府办公厅去面试我，就这样我就离开了学校。”
王新的能力我是知道的，他的文采我更是知道，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校宣传部主办了一个叫《丝语》的期刊，几乎每一期上都能找到我和王新的文章。曾有同学戏称我们和另一位女/同学曾颖为苏家三子（苏轼、苏辙、苏小妹）。
“唉，本以为学校是个清静纯洁之地，进去了才发现其实已经早被社会这个大染缸给腐蚀了，”我叹道，我做副校长，如果不是因为曹阳的原因，恐怕这辈子都不可。知识分子是清高，可也能为五斗米折腰。象陶渊明那样奉行‘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的清高之士，挺直腰杆不为利禄所动的，现行社会寥若晨星。
“怎么样？想不想离开那个地方，到官场去混混？”王新问我道。
我知道王新的意思，凭他王新现在这个副省长秘书的身份，给我弄个科级副科级干部肯定不成问题。但问题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只是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现在刚在曹阳的帮助下做了个副校长，如果突然的给我个副科或科级岗位，那也太惹人说道了。何况，虽然学校已经被社会风气给腐蚀了不少，但总算还是相对单纯一点，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的棱角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在学校倒也挺好的。
“算了吧，官场我还是别去了，我觉得自己在学校挺好的，”我道，“再说了，我还真觉得自己不是混官场的料，官场人讲究圆滑，我刚当上副校长就把我们学校的不少老师给得罪了，这要是在官场，恐怕早就被人打击报复了。”
“哦，说说看，怎么回事？”王新显然对我说的这事很感兴趣。
于是，我就将黄世通的事讲了一遍，当然这里隐去了我和刘婕的关系。
“妙啊，郝挺，你知道么，你这是标准的官场显规则，”没想到，王新拍着我的肩膀道，“其实官场跟其它地方没什么两样，做了两年秘书我是看出来了。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官与官之间的关系也好，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非都围绕一个字，利。当然，这个利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可这两者又是密不可分。一个当官的，如果你真的让他天天青菜豆腐，而其它人却大鱼大肉，你说他愿意么？所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当官有油水可捞，他才愿意去挣那个乌纱帽。你再说国，美国为什么一直充当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你以为他真的是为什么**、什么法制？狗屁，完全为了利益。中东的石油、非洲的劳力、亚洲的市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美国佬希望攫取的对象。但美国要想拿到手，怎么办？总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吧？所以就必须通过战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