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周边国际环境和深刻的历史原因，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长期以来从未停息过。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疆有了长足的发展，民族团结加强了，边疆更巩固了。但由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在境外反华势力怂恿和支持下一再死灰复燃，所以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东突”恐怖组织就是靠境外反动势力打气输血而苟延残喘的一个反动组织。虽然中国警方多年来已经给其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美国、土耳其、日本等国的支持，始终是今天消灭，明天又卷土重来，成了新疆发展建设中的一个毒瘤。
所谓的东突组织，实际一直是帝国主义妄图肢解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阴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积极筹划肢解中国，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策划在中国新疆建立伊斯兰国，为此日本还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这也为后来的‘东突’匪帮的乱世埋下了种子。
靠近我国的俄罗斯一直觊觎新疆，早在清代，就曾支持过阿古柏集团妄图把新疆从我国版图分裂出去，被民族英雄左宗棠带雄兵粉碎了他们的梦想。1944年苏联又支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在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他们此举一是妄图再次肢解中国，二是在想在适当时机把新疆纳进他们的版图，三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他们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外蒙古，承认苏联霸占的、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答应要归还中国的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承认他们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虽然后来他的那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被瓦解了，但这为后来的“东突”匪帮的出现打下了政治基础。新疆解放后，“东突”分裂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生存空间，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而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为此，分裂组织的头目频繁与西方大国接触，并连年在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到处举办“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并不断组织示威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因特网等现代通讯传媒的作用，扩大其影响。
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无疑是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还不断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分裂组织的扶持和领导；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扩大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宣传，煽动宗教狂热，妄图把新疆从祖国领土中分裂出去。
近年来，由于中国军队的打击，“东突”本来已经气息淹淹了，但美国政府在公海丢丑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扶植东突势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