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区被“红革联”占据，以工学院为核心阵地，层层设防，早已断绝交通的街道上，设置了沙包堆成的街垒，蛇腹型铁丝网，用铁轨焊成三角支撑物的防坦克桩，马路两侧的楼房窗口里伸出黑洞洞的重机枪枪管，街心新构筑的地堡里埋伏着执火焰喷射器的射手。
西区是“井冈山”的地盘。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是来自这个城市西郊工厂区的产业工人，人多势众。其中很多工人都是复员军人，有不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这些人枪打得准，也懂得战术，有实战经验，战场心理素质很稳定。“井冈山”的头头（按当时的时髦称呼应该叫“1号勤务员”）叫邹明，是个前志愿军团长，参加过长津湖之战，许多美国老兵的回忆录里称此战为“地狱之战”。
可见此战之惨烈。战后，邹明的团队受到过志司的嘉奖。身为一个和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交过手的中级指挥员，邹明对于战争的理解有了更新的认识。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莫过于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他是为战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靠战功成为将军，率领大军和敌人浴血战斗。
但邹明的运气不太好，他的雄才大略还没来得及施展，战争就结束了。回国后，邹明转业到本市东风机械厂，委委屈屈地当个副厂长，对此，他深感命运的不公平，很有点儿壮志未酬的感觉。谁料“文革”初期，他的命运出现转机，所有的厂级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根红苗正的邹明便脱颖而出，成了本市最大的造反组织的“1号勤务员”。大规模武斗的兴起，使邹明有点“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英雄到底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似乎没把对手放在眼里，当他得知对手在东区构筑防御工事时，他只是轻轻地笑笑，他的理论和拿破仑、巴顿之类的名将不谋而合，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不打算在防御上下工夫，一个小小的东区，总不会比美国陆战一师还厉害吧？他有些腻歪地想，最烦人的是拿下东区后拆除那些防御工事可够麻烦的。“红革联”的战术是鸡蛋撞碌毒，撞不碎也要溅你一身蛋黄，招你腻歪。
邹明的轻敌终于使“井冈山”遭受到重大损失。他万没想到，势单力薄的“红革联”竟敢主动向西区发动攻势，而且战术极为老道，由复员军人组成的若干支突击队秘密运动到“井冈山”的眼皮底下，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突击队突然发起攻击，几声巨响，几个主要火力点被早已放好的炸药包送上了天。“井冈山”
仓促应战，所有的火力点都喷出火舌，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来回扫射，企图封住被炸开的缺口。没想到对方的突击队只是佯攻，引诱你暴露火力点，紧跟着“井冈山”的火力点就被一发“82”无后座力炮弹送上天，直瞄火炮角度够不着的火力点，被嗖嗖落下的“82”或“60”迫击炮弹所覆盖，黑暗中炮弹的炸点开出绚丽的花朵，爆炸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妻时将人的肉体撕碎，将碎骨、残肢和肉块送上树梢和楼房的楼壁上。“井冈山”的弟兄们多数都没见过这阵势，因为这种残酷的实战毕竟和以往他们在电影里看见的战争场面不一样，起码是缺少浪漫色彩，一个刚才还活生生的人转眼就成了贴在墙上的碎肉，这种强烈的刺激除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他们三三两两地钻出一线的防御工事向后方逃去，“井冈山”的前沿阵地被迅速攻占。这一战，“井冈山”一派伤亡惨重，死亡几十人，伤者一百多号，连邹明的指挥部也挨了一发迫击炮弹，幸亏邹明还保持着我军指挥员亲临火线的传统，当时没在指挥部，不然早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红革联”一战得手，士气大振，他们把前沿阵地向西推进500多米，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策划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人杜长海获得了极大声誉，甚至有些人很过火的将他捧为“战神”，连杜长海本人听着都有些头皮发麻。他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吹捧者：“这不过是场小战斗，牛刀小试嘛，怎么能叫战神呢？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他们都没敢称自己是战神，我杜长海往哪儿摆呢？不能这么叫，这太不严肃了。”就这样，他伟大的谦虚和军事才能赢得了本派所有成员的尊敬和崇拜。
杜长海也不是平庸之辈，他也是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前志愿军炮兵副团长。上甘岭战役时，他所在的炮兵部队和美军的炮兵进行过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炮战，随着主峰阵地的反复易手，双方的炮火硬是把山头都削低了几公尺，满山的岩石都炸成了细细的粉末，一脚踩上去能陷到膝盖。杜长海当时接替了负重伤的团长，指挥炮群对敌纵深进行压制性轰击，炮战进行了十几天，和美军炮兵打了个平手。他的团队受到志司的嘉奖。大概所有当过军人的人都是不甘寂寞的，“文革”一开始，社长海就参与了造反行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出身，他理所当然成了“红革联”的l号勤务员。杜长海是个极为固执的人，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只认准了一点，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是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