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了。”公家人厌烦地道：“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死人火葬，这是法规。”上官金童跪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哀求着：“领导啊，政府啊，开恩饶了俺吧，五黄六月，大热的天，再扒出来就烂了，俺经不起折腾了呀……”
公家人恼怒地说：“哭也没用，嚎也没用，这事也不是我能做得了主。”上官金童突发灵感，从口袋里摸出那几十元被歪头张大叔拒绝接受的人民币，双手捧着，递到公家人面前，哭求道：“领导，拿去买壶烧酒喝吧，俺是个穷愁潦倒的孤单人，找个帮忙的不容易，俺身上就这几个钱了，连火葬费也不够了，去了也是耗费国家的电，污染政府的空气，您就开恩让俺娘在这儿烂了吧……政府，开恩吧……”公家人冷眼打量了一下那几张皱巴巴、脏乎乎的钞票，怒吼道：“您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这是行贿，是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这是犯罪！靠这几张脏票子你就想让我放弃原则？做梦！”公家人跺了一下脚，用法律一样庄严的口吻说：“天黑之前，必须把尸体扒出来，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公家人气昂昂走了。来时他仿佛从天而降，去时仿佛他人地有门。上官金童被这巨大的困难压倒了，他坐在新坟前，双手抱着头，低声哭泣着。政府，政府——这里人习惯把政府工作人员和所有的拿工资吃国库粮的人尊称为政府，几十年如一日——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即便我把母亲烧了，那骨灰不还是要埋到地下吗？这地方远离市区，不长庄稼，埋上个死人，几年后不就变成泥土了吗？
你让我扒出来，扒出来怎么办？我一个人，背不动，拉没车，烧了也没钱付火葬费，更没钱买骨灰盒，为找几个老乡亲帮忙，我跑细了两条腿，政府，您难道不知道，现在不是从前了，现在的人没钱不办事，不像从前那么义气了，虽说歪头张大叔没要我的钱，但埋尸人家不要钱，起尸就要钱了，即便人家还不要钱，欠下这么多人情让我怎么还？政府啊好政府，您替我想想吧……他絮絮叨叨地哭诉着，仿佛那严肃的公家人还在眼前。
一辆银灰色日本产吉普车从狭窄的土路上颠颠簸簸地开过来了，车后拖着一溜烟尘。上官金童吃了一惊，以为这车是来抓自己的。起初他确实吓得要死，但随着那富贵铁兽的逼近，他的心反而坦然了。我已经蹲了十五年劳改农场，再蹲几年又有何妨，那儿干活有人叫，吃饭有人做，只要卖力干活，就会平平安安，对于我上官金童这样的人，那里也许真是天堂了。最要紧的是，抓走我之后，他们花一万元钱，怕也难雇着愿意扒坟掘墓的人了。这样母亲就可免受折腾，就算占住了高密东北乡一块地，就算安息了。我害了母亲一辈子，最后能用丧失自由换取母亲的安宁，也算值了，也算我这不孝的儿子尽了一次孝，也算我这不争气的儿子争了一口气。想到此他简直就是陶醉在幸福里了，擦干泪水他站起来，脸上皱纹舒展，肩头轻松，如释重负。他双手平伸胸前，等待着凉森森的手铐。但十分遗憾，吉普车摇晃着从他面前驶过，镀着水银的车窗玻璃贼光刺目，根本看不到车里的风景。到距离新坟约一百米的地方，吉普车停了。车门两面张开，钻出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体积庞大，身穿蓝白交叉的休闲猎装；一个身体苗条，胳膊弯上胯着一支双筒猎枪，手脖子上悬着一个小皮包，小皮包里装着“大哥大”，上官金童在“东方鸟类中心”交红运时，手脖上也悬挂这玩意，所以他晓得。
在两个男人中间，还有一个身穿深红色裙子的女人。远远地看不清她的眉眼，但从闪烁着瓷光的耀眼肌肤上，他知道这是个美女。
他们一行三人沿着沼泽地边缘上潮湿的小径，慢吞吞地移动过来。女人叽叽喳喳地吆喝着什么，叽喳声中还夹着格格的笑声。庞大男人偶尔咳嗽一声，底气充足，铿铿锵锵，有铜声铁气。瘦男人尾随在那对男女身后，毕恭毕敬，一看就知道是个秘书。忽然间，庞大男人往后一伸手，秘书迅速把猎枪递上。庞大男人接过枪，连准都不瞄，托平就放，呼呼两声响，清脆欲滴，震耳欲聋。放眼往沼泽地望去，一群天鹅吃力地挣扎着起了飞，有两只中弹的，一只浮在浅水中，死定了；还有一只在乱草里扑棱着翅膀挣扎，翅膀拖泥带水，脖子上沾满鲜血，弯曲着摇摆着，宛如舞蹈中的彩蛇。那个红衣女人拍着巴掌欢呼：“打中了！打中了！
马副市长，您真是神枪手！“从她的耸动着的上身，上官金童知道这打扮妖冶的妇人已颇不年轻，但她拍手雀跃的动作却像对天真的中学小女生的拙劣模仿，这令上官金童心中颇为反感。这家伙也是个不可救药的货色，差不多死到临头了，还产生这种休闲的情绪。红裙女人好像故意要跟上官金童赌气似的，抡起两根裸露的白胳膊，夹住了马副市长的粗短脖颈，然后像鸡啄食一样，跳一下，在他的脑门上啄了一口。秘书脱下皮鞋，挽起裤腿，趟着一汪汪的浅水，去把那两只中弹的天鹅捡出来。捡那只没死利索的天鹅时，秘书差点儿陷入淤泥没顶的深潭，吓得马副市长顿脚大叫：”小何，小心！“秘书把死利索的天鹅和没死利索的天鹅放在绿草地上，红衣女人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