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从睡梦中醒来。金黄的油灯光芒涂满油亮的墙壁。
母亲坐在灯下，抚摸着一张金灿灿的黄鼠狼皮。她的膝盖上搁着一把青色的大剪刀。黄鼠狼蓬松的华尾在她手中跳跃着。炕前的板凳上，坐着一个身穿土黄色棉军装、满面灰垢、状如猿猴的人。他用残缺的手指，苦恼地搔着花白的头颅。
“是金童吧？”他小心翼翼地问我，那两只漆黑的眼睛里射出可怜巴巴的亲切光芒。
母亲说：“金童，他是你司马……大哥呀……”
原来是司马亭。几年不见，他竟然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想当年站在松木搭成的嘹望台上生龙活虎的大栏镇镇长司马亭哪里去了？他的红彤彤的像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哪里去了？
神秘的骑马人打破司马凤和司马凰脑袋的时候，司马亭从我家西厢房的驴槽里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尖锐的枪声像针一样扎着他的耳膜。他在磨道里像一匹焦躁的毛驴，嗒嗒地奔跑着，转了一圈又一圈。潮水般的马蹄声从胡同里漫过去。他想：跑吧，不能躲在这里等死。他顶着一脑袋麦糠翻过我家低矮的南墙，落脚在一摊臭狗屎上，跌了一个四仰八叉。这时他听到胡同里一阵喧哗。他急忙爬行到一个陈年的草垛后藏了身。在草垛的洞洞里，趴着一只正在产卵、冠子憋得通红的母鸡。紧接着响起沉重的、蛮横的砸门声。随即有几个脸蒙黑布的彪形大汉转到墙边，他们穿着千层底布鞋的大脚把墙边的枯萎的野草踩成细末。他们手里都提着乌黑的匣子枪，行动威猛，肆无忌惮，翻墙时犹如黑色的燕子，看样子很像大人物身边那些阴冷的保镖。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遮掩住面孔，后来得到司马凤、司马凰的死讯时，他混沌的脑子里才闪开了一条细细的缝隙，似乎明白了许多事情。他们蹿进了院子。司马亭顾头不顾腚地钻进草垛，等待着结局。
“老二是老二，我是我。”司马亭对灯下的母亲说，“弟妹，咱们各论各的。”
母亲说：“那就叫大伯吧。金童，这是你司马亭大伯。”
在沉人梦乡之前，我看到司马亭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勋章，递给母亲。我听到他瓮声瓮气、羞羞答答地说：“弟妹，我已经将功折了罪。”
司马亭从草垛里钻出来，趁着迷蒙的夜色，逃出了村庄。半个月后，他被拉进了担架队，与一个黑脸的青年合抬一副担架。
我听到他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他的传奇经历，好像一个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编造谎言的少年。母亲的头颅在灯影里晃动着，脸上像涂了一层黄金；母亲棱角分明的大嘴微微地向上噘着，形成了嘲讽地微笑着的神情。
“我说的都是真的，”司马亭委屈地说，“我知道你不相信，这大勋章，不是我自己造的吧？这是用脑袋换来的。”
响起了剪刀剪破黄鼠狼皮的声音，母亲说：“司马大哥，谁说是假的了？”
司马亭与黑脸青年抬着那个胸膛中弹的团长跌跌撞撞地在野地里奔跑。飞机闪烁着碧绿的光在空中飞行。炮弹和子弹拖着明亮的尾巴划破夜空，交织成一片密集的、变化多端的火网。炮弹爆炸的镁光像绿色的闪电一样打着哆嗦，照亮了他们脚下崎岖的田埂和收割后的、冻得僵硬的稻田。抬着担架的民夫散乱在稻田里，腿忙脚乱。不辨方向，胡乱奔跑。伤兵们的凄惨叫声在寒冷的暗夜里此起彼伏。带队的干部是一个留着二刀毛的女人，她拿着一只蒙着红绸的手电筒，站在田埂上大声地喊叫着：“别乱跑！别乱跑！保护伤员……”她的嗓音嘶哑，像用粗糙的鞋底磨擦干燥的砂砾。炸弹的镁光照绿了她的脸。她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污的毛巾，腰里束着一条皮腰带，腰带上悬挂着两颗木柄手榴弹和一只搪瓷缸子。这是个生龙活虎的女人。白天时，她穿着那件酱红色上衣，率领着担架连，在火线上飞来飞去。她像只不合时宜的花蝴蝶在火线上飞来飞去。成千上万发炸弹爆炸时掀起的灼热的气浪把冰封三尺的严冬变成了阳春，白天时司马亭看到在被热血烫融了的积雪旁边盛开了一朵金黄的蒲公英花朵。壕沟里热气腾腾，士兵们围在一起吃饭，雪白的馒头，鹅黄的大葱，咔咔嚓嚓，吃得欢畅。
香甜的味道让饥肠辘辘的司马亭馋涎欲滴。民夫们坐在折叠起来的担架上，从干粮袋里抓出冻成冰渣的高粱米饭团子，愁眉若结、大口小口地吃着。他看到在前边的战壕里，蝴蝶一样的民夫连女连长正与一个腰挂手枪的干部谈笑着。那个干部好生面熟。女连长与干部说笑着，沿着泥土清香的战壕走了过来。
女连长说：“同志们，吕团长看望大家来了！”
良夫们拘谨地站起来。司马亭盯着团长枣红色脸膛上那两道浓密的眉毛，艰难地回忆着这个人的来历。
团长很客气地说：“坐下，坐下，都坐下吧！”
民夫们坐下，继续吃高粱米饭团子。
团长说：“谢谢你们啦，老乡们！你们辛苦了！”
民夫们大多漠然，只有几个骨干分子喊了几声：“首长辛苦！”
司马亭还是记不起在哪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