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
那天的景儿太多了，长十只眼也看不过来，生十张嘴也说不过来。戴铁帽子的一拨跟着一拨往上冲，死人叠成了墙，还是冲不过去。后来又弄来了喷火机，一喷一溜火，把沙梁都烧成了玻璃。飞艇又来了，往下扔大饼、肉包子，还扔花花绿绿的钞票。折腾到黑天落日头，双方都累了，就坐下歇息。歇息了一会，接着打，打得天地都红了，冻土都化了，死野兔子一片一片的，都是给活活吓死的。
这一夜四面八方都放枪放炮，照明弹一群群的往天上飞，照得眼都睁不开。
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一九四八年元旦早晨，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的羊，小心翼冀地越过冰封的蛟龙河，爬上了蚊龙河大堤，我和沙枣花帮着大姐才把那辆木轮车拉上堤。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河里被炮弹炸得破破烂烂的的冰面，看着从大窟窿里涌上来的河水，听着冰块坼裂的嘎叭声，庆幸没掉到河水里去。太阳照耀着河北的大战场，那里硝烟未散，喊话声、欢呼声、零星的枪声使荒原生机蓬勃。一片片的铁帽子，宛若毒蘑菇。我想起了大哑和二哑，他们兄弟俩被母亲放在一个炮弹坑里，上边连一点土也没覆盖。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庄吧，我们的村庄并没成为废墟——这真是奇迹——教堂还立着，风磨房还立着，司马库家那一片瓦房倒了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房子还立着，只是在正屋房脊上，被一发臭炮弹砸了一个大窟窿。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突然响起来的司马粮的珍贵的哭声把我们的哭声止住了。我们看到了，他像野狸子一样蹲在杏树上，身上披着一张小狗皮。母亲对着他伸出了手。那家伙从树上蹦下来，像一股黑烟，射进了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