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姐从椅子上滑下来，跪着，双手搂住母亲的腿，仰着脸，嘴巴像吃奶一样翕动着，一种奇怪的音响从她嘴里冒出来。刚开始我以为她在笑，但马上就知道她在哭。她把眼泪和鼻涕都抹在母亲腿上。她说：“娘，其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想妹妹，想弟弟……”
母亲说：“后悔了吗？”
大姐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母亲说：“这就好，该走哪一步是天主给安排的，一后悔就要惹恼天主。”
母亲把沙枣花递给大姐，说：“看看她吧。”
大姐轻轻抚摸着沙枣花黝黑的小脸，说：“娘，要是他们枪毙我，这孩子就要靠您抚养了。”
母亲说：“他们不枪毙你，这孩子，也得由我抚养。”
大姐欲把孩子还给母亲，母亲说：“你先抱一会儿吧，我给金童喂喂奶。”
母亲走到椅子前，掀起衣襟。我跪在椅子上，吃奶。母亲撩着衣襟，弓着腰站着，说：“平心而论，姓沙的不是孬种，就凭着他给我挂那一树野兔子，我也得认这个女婿。但他成不了大气候，就凭着那一树野兔子，我就知道他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俩加起来，也斗不过姓蒋的，姓蒋的是棉花里藏针，肚子里有牙。”
想当初，那像累累果实一样挂满我家树枝的野兔子，曾让母亲恼怒万分；但转眼间，这满树的野兔子竟成了母亲接受沙月亮为女婿的理由；也还是那几树野兔子，成了母亲判断沙月亮必败于蒋政委之手的根据。
在黎明前的暗暝中，一群从天河架桥归来的喜鹊落在屋脊，疲倦不堪地喳喳乱叫。喜鹊们把我唤醒。我看到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椅子上，我却坐在上官来弟冰凉的膝盖上，她用两条细长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六姐和司马公子还是那样交颈而眠。八姐依偎在母亲腿边。母亲的眼睛里没有光彩，两个嘴角耷拉着，显得极度疲乏。
蒋政委走进来。看了我们一眼，道：“沙太太，要不要去看看沙旅长？”
大姐推开我，猛地站起来，哑着嗓子说：“你撒谎！”
蒋政委皱皱眉，说：“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走到桌子前，低下头，噗哧一声，吹熄了罩子灯。红太阳的光芒立即从窗格子里泻进来。他伸出一只手，谦恭——也许不是谦恭——地说：“请吧，沙太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路堵死，如果他迷途知返，可以担任我们爆破大队的副大队长。”
大姐机械地往外走，临出房门时，她回头望了望母亲。蒋政委说：“大嫂也去，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去。”
我们穿越着司马家的重重门洞，路过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套院。路过第五个套院时，我们看到院子里躺着十几个伤兵。那个姓唐的女兵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包扎。我五姐上官盼弟给唐女兵当助手。她全神贯注，没有发现我们。母亲对大姐轻声说：“那是你五妹。”大姐瞥了五姐一眼。蒋政委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六个套院里，摆着一副门板，门板上躺着几具尸首，尸首的脸都用白布蒙着。蒋政委说：“我们鲁大队长壮烈牺牲，损失无法估量。”他弯腰揭开一块白布，让我们看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生着络腮胡须的脸。他说：“战士们都恨不得剥了沙旅长的皮，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沙太太，我们的诚意差不多可以感天地动鬼神了吧？”走出第七个套院，绕过一道高大的影壁，我们站在福生堂大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街上来回跑动着一些爆炸大队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灰。几个士兵牵着十几匹马，沿着大街从东往西走，几个士兵却指挥着几十个老百姓，用绳子拉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往东走。两拨人在福生堂大门口相遇，一齐都站住。两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跑上前来，都立正，都行举手礼，像吵架一样同时向蒋政委报告，一个报告缴获战马十三匹，一个报告缴获美式吉普车一辆。但可惜炸破了水箱，只能用牛拖回来。蒋政委高度赞扬了他们。士兵们在赞扬声中都挺胸抬头，目光灼灼。
蒋政委把我们带到教堂门口。大门两侧，站着十六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蒋政委一举手，士兵便齐拍枪护木，并拢脚跟，行持枪注目礼，我们这一列妇孺，俨然成了视察战场的将军。
大约有六十多个穿绿衣服的俘虏挤在教堂的东南角落上，在他们的头上，一大片因为漏雨霉烂了的屋笆上，生着一簇簇洁白的蘑菇。在他们面前，并排站着四个怀抱冲锋枪的士兵，他们的左手摸着弯曲着像长长的牛角一样的弹夹，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食指扣着鸭舌般的扳机。他们的背对着我们。在他们身后，放着一堆死蛇般的牛皮腰带，俘虏们如要行走，必须双手提着裤腰。
蒋政委嘴角上迅速滑过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容，他轻轻咳嗽了一声，也许是为了引入注意吧？俘虏们懒洋洋地抬起头，看着我们。他们的眼睛，突然间都闪烁了几下，有的两下，有的三下，有的五七下，最多的不超过九下。这些闪烁着鬼火的眼神，应该是因为上官来弟而发，如果她真的如蒋政委所说，是沙旅的半个掌柜的话。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