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春暖花开的清明节，司马家的十九颗人头还悬挂在福生堂大门外的木架子上。木架子用五根粗大、笔直的杉木搭成，形状似一架秋千。人头用铁丝拴着，悬挂在横木上。尽管乌鸦、麻雀、猫头鹰几乎啄光了头颅上的肉，但还是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司马亭老婆的头、司马亭的两个傻儿子的头、司马库大老婆、二姨太、三姨太的头、三个女人生下的九个儿女的头和正在司马家串亲戚的司马库三姨太的爹娘和两个弟弟的头。遭劫后的村子死气沉沉，幸存的人们都像鬼魂，白天躲在黑暗中，夜晚才敢出来活动。
二姐一去不复返，没有半点音信。她扔下的男孩带给我们无穷的烦恼。我们躲在地道里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为了不把他饿死，母亲只好给他喂奶。他张着大嘴，瞪着大眼，贪婪地吸着属于我的乳房。他的食量惊人，把两个乳房吸成了干瘪的皮口袋，还咧着嘴哭泣。他的哭声像乌鸦，像癞蛤蟆，像猫头鹰。他的神情像狼，像野狗，像野兔子。他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霸占母亲乳房时，我痛哭不止；我夺回乳房时，他大哭不休。他哭嚎时竟然睁着眼睛。他的眼睛像蜥蜴的眼睛。该死的上官招弟抱回了一个蜥蜴生的妖精。
在双重折磨下，母亲的脸浮肿、惨白，我恍惚感到她的身上抽出许多鹅黄色的芽苗，就像萝卜窖里那些越过漫长冬季的萝卜。最先抽芽的地方，是母亲的双乳，从那数量越来越少的乳汁里，我已尝到了糠萝卜的味道。司马家那个混账小子，你难道就尝不到这可怕的味道？属于谁的谁珍惜，但我已经无法珍惜了。我不吸必被他吸。宝葫芦、小鸽子、瓷花瓶，你表皮枯槁，水分减少，血管青紫，奶头发了黑，有气无力地垂下来。
为了我跟那小混蛋的生命，母亲带着姐姐们，大胆地钻出了地窖，回到阳光普照的人间。我们家东厢房里的麦子没有了，驴和小骡没有了，锅碗瓢盆都成了碎片，神龛里的瓷观音成了无头尸首。母亲忘记拿下地窖的狐狸皮大衣、我与八姐的猞猁皮小袄也不见了。姐姐们须臾不离身的皮毛衣服保住了，但毛根腐烂，一片片脱落，这些衣服使她们成了遍体癞疮的野兽。上官吕氏卧在西厢房的磨盘下，啃光了母亲临下地道前扔给她的二十个萝卜，屙出一大堆卵石般的硬屎。
母亲进去看她时，她抓起那些硬屎蛋投过来。她的脸皮像冻烂的萝卜，白发纠缠成绳子，有的直竖着，有的拖到背上。她的眼睛里放出绿光。母亲无奈地摇摇头，把几个萝卜放在她的面前。日本人——也许是中国人——留给我们的，只有半窖抽了黄芽的糠萝卜。母亲绝望了，找出一个没被打碎的瓦罐，瓦罐盛着上官吕氏珍藏的砒霜。母亲把这些红色的粉末倒进萝卜汤里。砒霜溶化，汤面上漂浮着一些彩色的油花子，一股腥臭的气味蹿上来。她用木勺子搅着萝卜汤，搅匀了，盛起来，慢慢地倒，一线浑浊的液体，沿着木勺的缺口，哗哗地注到锅里。母亲的嘴角怪异地抽动着。母亲把一勺萝卜汤倒在一只破碗里，说：“领弟，把这碗汤端给你奶奶。”三姐说：“娘，你在汤里加了毒药？”母亲点点头。“要把奶奶毒死？”三姐问。“大家一块死。”母亲说。姐姐们齐声哭起来，连瞎眼的八姐，也跟着哭。她的哭声细弱，像只小蜜蜂，那两只又大又黑、却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里，盈着泪水。八姐是凄惨中的最凄惨，可怜中的最可怜。“娘，我们不愿死……”姐姐们哀求着。我也跟着哼唧：“娘……娘……”母亲说：“可怜的孩子们……”她大声地哭起来，哭了好久，我们伴着她哭。母亲响亮地擤擤鼻涕，把那只破碗连同碗里的砒霜汤，扔到院子里。她说：“不死了！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母亲说完，挺直腰板，率领着我们，走上大街，寻找吃食。我们一家，是村子里首先出现在大街上的人。起初看到司马家的人头时，姐姐们还有些害怕，几天后便熟视无睹。司马家的小混蛋在我母亲的怀抱里，与我遥相呼应，母亲曾指着那些人头对他悄声说：“可怜的孩子，好好记住吧。”
母亲和姐姐们走出村子，在苏醒的田野里挖掘那种白色的草根，洗净捣烂，煮成汤喝。聪明的三姐挖掘田鼠的巢穴，除了能捕到肉味鲜美的田鼠，还能挖出它们储存的粮食。姐姐们还用麻绳编织了渔网，从水塘里捞上苦熬了一冬变得又黑又瘦的鱼虾。有一天，母亲尝试着把一勺鱼汤倒进我的嘴里，我毫不犹豫地便吐了出来，并放声大哭。母亲把一勺鱼汤倒进司马家那个混小子嘴里，他竟然傻乎乎地咽了下去。母亲又喂他一勺，他又咽了。母亲兴奋地说：“好了，这个冤孽，到底能自己吃东西了。你呢？”母亲望着我，说，“你也该断奶了。”我恐惧地抓住了母亲的乳房。
在我们的带动下，村子里的人们出动了。田鼠们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接下来便是野兔、鱼、鳖、虾、蟹、蛇、青蛙。广阔的土地上，活着的东西，只剩下有毒的癞蛤蟆和长着翅膀的飞鸟。如果不是大量的野菜及时长出，村里的人大半都要饿死。清明节过后，鲜艳的桃花败落，田野里蒸气袅袅，土地喧腾，等待着播种，但我们没有了牲畜，没有了种籽。待到沼泽地的水汪里、圆形的池塘里、湖边的浅水里都游动着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