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事实上，当冤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控诉的就一定很尖锐刺骨，即使设涉及皇上和朝廷也刚直不阿。……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甲申国难，华夏文明由世界文明的顶峰跌入万丈深渊，那些在西人笔下热情开放、极爱干净、富有教养的明朝人不见了，那个深沉大气、雍容典雅、气势磅礴的华夏，那个曾今被四方蛮夷尊称为礼仪之邦、信义之乡的华夏，那个曾今创造了无数辉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领跑了两千余年的华夏，如今只能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今天的华夏后裔，在严重夷化的社会中，已经无法感受古代文明的先进与文雅，也并不知道，我国地理位置的不幸，导致先进文明屡屡亡于落后民族的事实。
在17世纪中叶的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经“康乾盛世”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满清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后金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l**体”这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陈弘历可汗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国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