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苍山恩仇记

    谢三儿死了以后，关于卢尚书真坟所在以及如何被谢三儿发现并已经盗走部分殉葬金银元宝的事情，我一句也不敢透露，包括我父母在内。这一方面是我对谢三儿有过不向任何人提起的许诺，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自以为懂得“江湖义气”，应该这样做；另一方面，多少也有点儿怀疑这是谢三儿跟我开玩笑，正因为我是个孩子，他就随口编个故事哄着我玩儿，就好像我编故事去骗表伯的女儿似的。再说，不论这事儿是真是假，要是一传两两传三地传了出去，结果会有多么严重，我也想过：第一，卢湛虽然牺牲了，但是卢勋的后人在白竹乡依然是当地的望族，仍有一定的势力，如果知道祖坟被盗，一定不肯甘休。尽管谢三儿已经死了，可是他和我们家有说不清的关系，万一找上我父母打这无头官司，那可真是一辈子都扯不清的啰唣事儿；第二，不论是卢家的后人还是跟卢家毫无瓜葛的“外姓人”，如果听到了这个传说而且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为了找到这座坟墓而钻头觅缝，并进而大打出手，甚至还会牵扯到我的头上来。那么，二百多年前就已经演出过一次的大闹剧，又将再次演出了。

    尽管我还是个城府不深的孩子，这点儿利害关系倒是明白的。所以我就学一个守口如瓶，几十年来，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

    后来我开始文学创作，也曾经想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校旱，可是考虑到时间地点人物都太具体，万一有人信以为真，还是要惹事儿，掂掇再三，还是不敢轻易一试。

    但是谢三儿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却在我的头脑里时时闪现，一部“盗宝记”的人物故事也越来越具体。只是解放以后我已经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的研究，跟文学基本上绝缘，尽管有这样的构思，也不可能形之于笔墨了。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第一对“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有不同看法，第二对血统论和阶级出身也有不同看法，可是又无法跟任何人去讨论，于是决心发挥自己所长，写一部校旱，用形象思维说明两个观点：一，人是立体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二，一个人在阶级社会中从属于哪个阶级，代表哪个阶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我基本上以我的家史为骨架，把我童年、少年时代在缙云县的所见所闻和当地的山水风俗作为烘托陪衬，生编硬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官逼民反”的历史故事。这就是我在“文革”期间而且还是在劳改农场里偷偷儿地写《括苍山恩仇记》的真正动机。当时的想法，打算就以缙云县壶镇为背景，写两个小小的山村中林、吴两个家族一百多年来的兴丧沿革和冤仇纠葛，初步计划写五部二十五卷共一千万字。我的意愿是：反正我已经被扔进了社会的最底层，一切希望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就学那曹雪芹，把下半生光阴用来写一部世界上最长的校旱，只要校旱确实写得好，我相信像《红楼梦》那样，哪怕在我死后三十年，也还是有可能出版的。没有想到的是，《括苍山》的第一部一百回二百万字刚刚脱稿，“四人帮”也完蛋了。我想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先出第一部，稿子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们倒是接受了，但绝不同意我写五部一千万字的“巨著”。他们说：看我的年龄和精力，写一千万字并不难，难的是读者等不及也买不起。他们不但不同意我继续写下去，还把第一部的二百万字愣从字里行间挤掉了五十万字，结构和故事一点儿也没动。——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三卷五册本《括苍山恩仇记》的创作动机和出版经过。

    正因为《括苍山》下笔之初是打算我死后三十年再出版的，所以写作中我什么顾虑也没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但不去考虑“四人帮”的文学高论，就连平时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的观点（例如否定洪秀全）和故事，也敢于大胆地抒发了。

    我的长篇校旱《括苍山恩仇记》出版以后，好多读者和评论者都说书中的谢三儿谢振国写得比较成功。这个人既非气壮山河的英雄豪杰，也不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是一个偷坟掘墓的职业“采蘑菇人”，既好酒，又好赌，更好色。但是他有正义感，同情穷苦百姓，反对官府豪绅的欺压。吴本良身入囹圄，是他打地洞把他救出来的。从此跟着吴石宕人一起造反，当了个探子头目，手刃了出卖他的仇人之后，多次为山寨刺探军情、传递消息、盗宝助饷，对于山寨的建立和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因为他有好酒好赌更好色的毛病，吴本良婚娶前夕，派他到雪峰山去请朱松林赴宴，路过县城，被开茶馆的仇人认出，先用美人计骗他下场赌博，又用蒙汗药将他麻醉，掏出书信来给署理守备的林炳看过，不动声色地依旧放他走路。结果官军会合民团趁山寨上大办喜事之机，半夜偷袭，吴本良只带少数头领突围而出，几乎全军覆没。谢三儿被官府所捕，在牢房中自裁身亡。可以说，白水山山寨有一半儿是毁在谢三儿手里的。

    人们都以为《括苍山恩仇记》中的谢三儿是我创作出来的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按照真实生活中的谢三儿塑造的，连姓名都没有改动。因为这个人物在我的心中酝酿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每逢我的笔下写到这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