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出版，是在“四人帮”刚刚被打倒不久，编辑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受到过“四人帮”文艺理论的影响。第一卷上下两册的责任编辑是黄伊同志，他年纪虽然比我还大，思想却不僵化，有一些观点，经过书信往还，他不但同意了我的，后来还把这些来往的信件发表在《编辑之友》杂志上，让双方的观点在读者面前亮相，风格极高。但他编完了我的前两册书，就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了，第二三卷共三册的责任编辑换了人。此公年纪比我小，思想却特别激进，对于不符合今天社会制度的故事内容，大笔一挥，统统删去。因此，关于嘉兴“陆海空三军”（堂子、船娘、尼姑）妓院的描写，基本上被删除了。一百多年前，“一子双祧”是浙江民俗，第三卷中写到主角吴本忠在嘉兴娶的第二房老婆，也一定要我改为“认干妹子”，以适应今天《婚姻法》中一夫一妻制的规定。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但又无可奈何。特别是他身为“社委”，工作极忙，二三两卷稿子在他手中前后拖了十年方才杀青（第一册出版于1983年8月，第四五两册居然拖到1993年才出版，并不是我没给他稿子，而是他压着不发），等到书印出来，看过第一二两册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虽然未死，却连故事梗概也淡忘了。没有抓住良好的出版时机，一次推出或紧接着推出，是中青社出版此书的一大失着，也是此书后两册影响不大的主要原因。
这是第一个遗憾。
尽管如此，文学评论界还是认为：所有在“文革”期间写成的长篇校旱，仍以《括苍山恩仇记》沾染“四人帮”的帮八股为最少。原因无它，因为我在动笔之初，就是反对帮八股、冲着帮八股来的。而这正是我写此书的目的，也就是我当时的使命感。
此外，章回体校旱盛行于明清，到民国特别是五四以后就逐渐被“新文学”亦即西欧形式的校旱所取代；到了解放以后，真正能够完全按照传统章回手法写校旱的人越来越少了。这部《括苍山》，则是从内容、结构、形式、笔法，完全继承了传统的章回体写成。在我之后，就没有另一部章回校旱有如此巨大的篇幅、如此庞杂的内容、如此传统的笔法了，因此，这部书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末章回校旱的“压卷之作”。
曹雪芹的《红楼梦》成稿以后，又花了十年时间，增删五次，中间也许高鹗先生在续貂的时候又帮他动了一动，方才成了今天咱们看见的样子；我这部《括苍山恩仇记》，成稿以后，也增删了五次，却花了比曹雪芹多一倍以上的时间！
解放前公民没有出版自由，因为有文学检查官制度，作品在问世之前，都要经过这些老爷们的审查；解放后有了出版自由了，制度上也没有这种检查官的设置了，但好像每一个出版单位的文学编辑都自觉地充当起文学检查官来似的，你不按照他的条条框框去写作，他就有权不让你的作品出版，而出版以后书中出现的幼稚和可笑，责任却可作者去负。这种苦衷和遗憾，也许不是我一个人仅有的吧？
《括苍山恩仇记》中否定了洪秀全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个代表封建反动势力的痞子。尽管这一观点并不是我第一个提出，但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样的内容没有被删被否定，就应该念阿弥陀佛了。
中国文坛上向来“百花齐放”，各种流派，推陈出新，各种风格，异彩纷呈。特别是近年来“娃娃作家”和“美女作家”异军突起，很受新潮欣赏者的欣赏。尽管我写不出韩寒式或卫慧式的“校旱”来；但我同样相信，至少今天的韩寒和卫慧还写不出《括苍山恩仇记》这种“老头儿作家”写的东西来。但我并不排斥“新派”，也不否定“另类”。我相信不同类型的作家各有自己的读者群。只要你喜欢看她的作品，请尽管看，绝不勉强你来看我的校旱。我只在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辛勤耕耘。我相信“章回体”这一传统文学形式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当我看见两个小时内我的书卖出两千三百套的时候，当我看见我的书在地摊上以高出定价一倍的价格出售的时候，当我看见从来不看校旱的工程师们居然也饶有兴味地读下去的时候，我高兴了，也满足了。在文学作品逐渐失去读者的今天，能挽回一部分“失去了的读者”，总是好事吧？
如今二十年过去，“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早已经被彻底抛弃，我这部《括苍山恩仇记》，写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帮八股”的影响，但是在出版的时候，却不得不违心地在某些情节上接受“帮八股”的余波，以求能够出版。这当然也是很遗憾的事情。我发现我的思想认识怎么总是超前呢？五十年代我主张党政分开，主张人才交流，反对以党代政，反对人才垄断，三十年后，证明是我对了；七十年代我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全面地反映社会、立体地刻划人物，反对阶级偏见，反对千人一面，二十年后，还是证明我对了。现在我根据原稿把《括苍山恩仇记》重新改写了一次，力图恢复初稿的样子。可惜的是第三卷原稿删除部分统统被编辑抽去，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只能根据记忆重写，不是原汁原味儿，似乎也是一件憾事。
——2001年4月5日于北京双旗杆蠲兴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