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柔邪之人也。自异者，诡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愞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体矣。在李觏看来，这些所谓"良吏者"之为政，务近名者认为“政必以猛”，实行苛政；务阴德者认为“政必以宽”，宽容恶人；务自异者认为“前之政猛，我必以宽”，“前之政宽，我必以猛”；务自守者认为“何必以猛，何必以宽”，以法行事而已。这些人都是持一方之论，行私己之政，而不知治政之体，不观人情施政，结果是政猛对善人无所谓善，政宽对恶人却有益，“以容奸为大度”。良吏如此，污吏更可想而知了。
李觏认为，理民治政，过猛和过宽都不行，而应当按孔干所提倡的“宽猛相济”的办法治政，这样才可以使百姓阜康。他说：仲尼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言宽猛不可偏任也。夫之于宽，则济以猛。失之于猛，则济以宽。宽猛并行，然后为治也。何谓宽猛并行战？于善则宽，而于恶则猛也。皋陶曰：“看过无大，刑故无小。”过虽大而有其宽也，故虽小而刑其猛也。明主诚宜处宽猛之用，以命群吏，谨察其所为，而废兴之，则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
理民治政，不能片面地猛，亦不能片面地宽，而要宽猛相济，宽猛并行，视情况而定。对于善人善行要宽，对于恶人恶行要猛，且要始终一贯，并用如一，只有宽猛并用，不偏任一方，才能政和民通。明君贤主要以宽猛并用之政来任用官吏，考察百官所行所为，而废兴之，这样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据此，李觏主张贤明的君主，必须认真选择任用各级官吏，慎置清官廉吏，勿择贪官污吏。他认为，各级官吏要与人民相知心，相亲爱，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吏知民则政令明，政令明则政平；民知吏则信服，信服则令行。李觏说：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平矣；民知吏心则信，信则令行矣。欲相知心，岂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 遽委而去之，后来者亦如此，则是吏未尝知民心，民未尝知吏心。吏以所治为传舍，事或不举，则日以待后人；民视所属如过客，理或不胜，亦日以侍后人，官何以修？众何以服？谓其有功邪，进其爵可也，重其赏可也。矧伊无功之人，而可虚受禄食，往来于道路间邪！官吏要治好民，取得民的信任，就必须彼此相知、知心。要做到相知、知心，就要长朗相处，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故为官者要有长久为民治政的打算，不能以治所为传舍，不务民事，以待后人，如此则民视其所属为过客，理或不胜，亦以待后人，这就造成了官不修，民不服的局面，久而久之使积弊丛生。因此，要慎择官，任良吏。
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和万民，除了要慎重选择、任用各级官吏外，还要严格执行政令，不可朝令夕政，必须做到政令如山，这样才可以使民众赴汤蹈火，拼命向前。李觏说：民之所从，非从君也，从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国也，守其令也。君端冕乎奥阼之位，而民被坚执锐，履肠涉血，赴死万里者，令使之也。君夙驾乎囿游之中，而民居处笑语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从令非从君也。
封疆有固，山川有险，人犹踰之。比间小吏，执三尺之法，则老奸大豪无敢违者，是君守国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变也。是故令之于民也，与其出而中废，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见善而莫肯进，惧其令变而不必赏也；恶人见禁而莫肯改，幸其令变而不必罚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图，出令如此，不若勿出之愈也。李觏指出，民众之所以服从君主的统治，并不是惧怕其个人的威严，而是服从政令。君主之所以能进行很好的统治，并不在于守住国家，而是要守住政令。君主属于高位，只有做到政令严明，万民才会为其尽力，“被坚执锐，履肠涉血，赴死万里”，在所不辞，万民之所以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为君主卖命效劳，这一切都是政令使之然的。既然政令有如此大的威严和作用，因此，一旦把政令颁布实施，就要始终如、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而不能随意改变，中途废止。与其将发出的政令中途废止，倒不如不发出为好。因为随意更改政令的结果是：善人见政令勤换而不肯进取求功，恐怕政令多变而有功无赏；恶人见政令勤改，即使有了禁令也不肯改正恶行，侥幸政令多变而不受惩罚，蒙混过去。如果政府不断发布政令而又不断更易政令，朝一道政令而夕改之，夕一道政令而朝改之，这样就会使百官应接不暇，百姓不知所措。这样的政令，不如根本不发为好。李觏认为，治国安民，必须严格政令，严守政令，严肃政令，不可朝令之而夕改之，要取信于民，不能使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必须改变随意发布政令，更改政令，使民无所措手足的状况。以此取信于民，使政和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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