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精力去反佛、排佛，随着阅历的增加，知识的增长，理论的成熟，对佛教的本质认识愈深刻，其批判就愈有力。当黄汉杰等人曲解、歪曲李觏的反佛、排佛之意，诬他崇佛、尊佛时，李靓在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三十九岁时，写了一篇《答黄著作书》，说明自己批判、反佛已久，有事实在，有著作在，人皆见之，人皆知之，你黄汉杰不熟读书，故歪曲本旨。李觏说：觏排浮屠固久，于《潜书》、于《富国策》人皆见之矣。岂期年近四十，气志益坚之时而辄渝哉？惟汉杰观厥二记（按：指《景德寺新院记》、《邵式军学置庄田记》）不甚熟耳。吾于此言乃责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李觏从二十二岁著第一本书《潜书》，就开始反佛，到年近四十的一系列著作，都着意于反佛，其思想旨意是一贯而明确的，而真正尊佛的是黄汉杰自己。“汉杰两执亲丧矣，亦尝礼佛饭僧矣。”李觏排佛的理论根据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佛教的思想主张与儒家的经典思想不相符合，故他用儒家的礼教排斥佛教的仪式。在李觏看来，由于儒家学者对儒家的思想宣传不力，而使佛教思想乘虚而入，结果使传统儒学受到排斥。因此，他深责儒者的失职、失礼，而自己则奋起反对佛教的流行、泛滥。他说：民之欲善，盖其天性。古之儒者用于世，必有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有所主，其于异端何暇及哉？后之儒者用于世，则无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无所主，将舍浮屠何适哉？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
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当是时也，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由于儒者失其职守，使教化不兴，人民百姓感官、心知、百体皆无所主、无所适，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正当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找精神依托时，佛教乘机而入，鼓噪而行，大讲佛法，致使人们纷纷信之。如果儒家学者能够宣传《周礼》、《周易》、《乐记》、《中庸》等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使人们精神有所主，使《周礼》流行，人民百姓“日月时岁皆有礼以行之”，“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等一切社会生活，都以儒家之礼行之，那么，人们就无暇顾及佛教，佛教也就没有地盘了，这样佛教就可以被完全排除了。为此，李靓极力论证“礼”的重要性，说明“礼”是顺乎人情，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合乎需要的，并主张儒家学者要与佛教之徒针锋相对，争夺阵地，处处不让，时时必争。他说：觏闻命窃商之曰：儒者垢释氏，为其笼于世也， 而不解其所以然。释氏之徒善自大其法，内虽不韪而外强焉。童而老，约而泰，无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则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则谓政事与文学异。孳革唯府史之师，顾其旧如蝉蜕。及其困于淫辟，恤乎罪疾，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库序者不一邦，踵其地而问之：“栋字修欤？”或日：“为去官之舍馆矣。”“委积完欤？”曰：“充郡府之庖厨矣。”“刺史在欤？”曰：“某院参禅，某寺听讲矣。”噫！释氏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苟不得己，犹有老子、庄周书在，何速冕弁匍匐于戎人前邪？李觏指出，由于佛教徒们善于“自大其法”，广为宣扬，使许多人信之、用之、行之，天天斋佛。其实佛教所宣扬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儒家经典中古已有之。如果儒家学者亦能善于“自大其法”，与佛教徒一样宣传儒术，便会使人们无日不入儒，那么人们也就不会拜倒在戎人面前而匍匐前进了。因此，李觏发誓要使儒者自大其学，自大其法，不仅要使“孔于之言满天地”，而且要使“孔子之道”行天下。他的教学旨意就在于倡行儒学，排斥佛教。因此，他力主立学兴教，以礼乐敦民化俗，排除佛教之害。他在《袁州学记》中说：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傅尔由库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伏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是惟朝家教学之意。礼职于儒，儒微而礼不宗，故释、老夺之。孝子念亲必归于寺观，而宗庙不迹矣，夫祭祀，岂徒自尽其心以交神明而已。盖有君臣、父子、夫妇、亲疏、长幼、贵贱、上下、爵贵、政事之义，是谓教之本也。彼寺观何义哉？呜呼！释、老不存，则寺观不屋，非宗庙何适？儒之强则礼可复，虽释、老其若我何？李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礼仪制度为根据，以排斥佛、道。他认为，宣传礼论是儒者的职责，由于儒者宣传不力，而使儒学式微，且不宗礼，所以被"释、老夺之"。伦理纲常被破坏了，孝子念亲、追思先祖的宗庙毁坏了，结果使人们必然“归于寺观”了。李觏申明他施教之本，就是要人们明确君臣、父子、夫妇、亲疏、长幼、贵贱、上下、爵赏、政事之义，指明寺观非礼无义可言。他施教的宗旨目的是明儒学，排佛、道。他终身之志是要使"释、老不存，则寺观不屋"，要人们归儒复礼，适之宗庙。
李觏之所以如此排佛，是因为佛教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