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袁绍兼有河北和山西，可见当时其势力之大）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不用虎豹骑，就是张辽的轻骑兵临石头，恐怕孙权只能远飘夷洲了）。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
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
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不下合肥，吴军竟不能越淮）
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曹操过蜀道，而叹得陇不复望蜀），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四川四角地位之所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
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李、郭交兵，大受破坏）。
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孙吴时刚刚起步，实力仍赶不上从战乱中恢复起来北方）。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
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只是人口在三国时不多）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朱元璋外)；建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