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其投降。审讯的时候，觉得吴三桂的“小蜜”确实光彩照人，于是充作自己的嫔妃。
屯兵山海关的吴三桂原本已臣服了，在回北京城“报到”的路上，听说爱妾被李闯王占有，忍无可忍，索性投靠关外的清兵——甘当急先锋，与李自成决一死战。此即“三军恸哭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典故。吴、李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敌兼情敌。
吴三桂围城时，李自成将其父母全绑上城头，企望以此举退兵。吴不屈服，眼睁睁地瞧着父母被斩首。
李自成突围，陈圆圆谎称：“大王若放我，三桂必不追也。”李依从其计。聪明的陈圆圆，就这样回到情人的怀抱。
闯王进京，陈圆圆算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正是这件战利品，导致他最终兵败，使唾手可得的江山美人全化为泡影。小小的一个女子，居然有这天大的本领？她甚至还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北京被八旗子弟所占据，成了大清帝国的都城。难怪蔡东藩写《清史演义》时说：“顺治帝之入关，人谓由多尔衮之力，吾不云然。不由多尔衮，将由吴三桂乎？应之日唯唯否否。三桂初心，固未尝欲乞援满洲也，为一爱姬故，迫而出此。然则导清入关者，非陈圆圆而谁？圆圆一女子耳，乃转移国脉如此。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圆圆殆其流亚欤？”
假如闯王与陈圆圆擦肩而过，那么吴三桂是否就不会因戴上“绿帽子”而恼羞成怒？不会借刀杀人了？那么，历史是否就要改写了？
其实不然。清军垂涎大明江山已久，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吴三桂求援，不过给其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因为多尔衮最初听见李闯王逼死明帝的消息，即起趁火打劫之心。八旗兵马早就整装待发。入侵中原，根本不需要什么通行证的。
李自成却未考虑那么多。他在北京城里歌舞升平，忽略了内忧外患。即使没有吴三桂开门迎敌的原因，闯王的江山也不见得坐得牢。他的起义具备破坏性，却缺乏建设性；给风雨飘摇的明王朝“添乱”了，并施予致命一击——却没有收拾残局的本领。从客观的效果上来说，他无意识地推动了清兵入关、执掌天下的步伐。得矣？失矣？
然而吴三桂与陈圆圆的艳情，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或者说，混淆了历史的视野。喧宾夺主的儿女情仇，遮掩了国家兴亡的真实内幕。过多地关注那被夸大了的吴三桂与陈圆圆对改朝换代的影响，必将使吾辈顾不上总结李自成的教训。
方彪先生认为：“一些官兵在繁华的城市里，生活很快的腐化了，使部队失去了战斗力……大顺军在北京虽然只有四十二天，这四十二天使大顺军变了。由一支所向披靡的雄师，变成了一支一蹶不振的弱旅，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也实在令人深思。”李自成作为首领，无疑应承担最大的责任。没必要回避这一点。
还有另一种说法：并非李自成本人占有了陈圆圆，而是其手下的骁将刘宗敏抢了陈圆圆作“压寨夫人”。这是很典型的“为尊者讳”：生怕李自成的高大形象会因好色而大打折扣。这是在把领导者的失误推卸到部将头上——同时也推卸到叛徒（吴三桂）与女人（陈圆圆）的头上。好像李闯王不会犯这类低级错误的，都是别人惹的祸。过于美化李自成，等于在伪造历史。我们需要肯定李自成身上的积极因素，但不能因此而掩饰他消极的一面。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能够正视李自成的缺陷。他进入北平后，接到解放军攻占国民党老巢南京的捷报，特意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而李自成缺乏的，恰恰是这种一鼓作气、扩大战果的雄心。说到底，他不过是楚霸王的翻版。所以他的失败，亦是情理之中的。
如果不能吸取这前车之鉴，就无法超越李自成——以及他身上的局限性。
在居庸关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马加鞭的纪念塑像（后人竖立的）。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金銮殿而去，渴望在古老的龙床上歇歇脚。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成为一尊令人慨叹不已的雕塑?
每逢看见这尊铜像，我总要恨铁不成钢：李闯王，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勒住了尚有余力的战马？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一览众山小？或许，不是你勒马，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缰绳所勒住了，被小农意识所制约了。这就是历史：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
闯王的灵魂，只好在北京城的外面徘徊。离功德圆满永远保持着一箭之地。在我眼中，这尊塑像的表情是很复杂的。仅仅四十二天，就由志满意得的胜利者沦落为落荒而逃的失败者——这也忒快了吧。留下的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此乃闯王进京的路线。我想，应该在另一条路线（向西安逃亡的路线），为之竖立另一尊塑像。或许更有警戒的意味。应该铭记住闯王的教训。马还是那匹乌驳马，人还是那个人——可人物头上的光环，已经被摘去了。虽然他依旧戴着那顶宽边毡笠。
只用了四十二天，还是几百年？李闯王终于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