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史自然不可能比这个年轻的国家的历史本身更为漫长——或者说，它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加以编撰的话，它也丝毫不比别的国家的更为逊色——肯定也是厚厚的一大本。丹尼尔*霍夫曼主编《哈佛大学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导论》，评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七十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但他对把握这短暂的三十五年已经感到很吃力了：“要描述、分析、评价这么庞大而多样化的文学，即使在一本六百页的书里，也犹如把一条羽绒褥子塞进一个鞋盒。”在这一时期的开端，1945年，海明威、斯坦贝克、福克纳等校旱家，以及弗罗斯特、史蒂文斯、艾略特、庞德、奥登等诗人，仍然控制着整个文坛，保持着霸主的席位。但后来又出现了哪些人呢？诺曼*梅勒、厄普代克、塞林格、金斯堡、勃莱、默温、普拉斯……更为新锐的一批作家，刷新了前辈开创的纪录。
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原因，产生于这个超级大国的作家也是很占便宜的，他们似乎比其他国家的同行更容易获得世界范围的影响。艾伦*特拉顿伯格概括道：“一个时期的思想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一定是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一部工作和消遣的形式变化的历史，一部个人和公众生活的历史。而就美国这些年的社会来说，则是一部对于种族、性、财富、贫穷等社会态度变化的历史——也是对于美国本身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变化的历史。”美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备受关注，跟它的国家形象与实力乃至国际地位是分不开的。
美国文学似乎乐意弘扬一种硬汉形象。十九世纪以惠特曼为代表，二十世纪则以海明威为代表。也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美国的诗歌与校旱。在我眼中，他们简直像同一个人的化身：粗犷、豪放；硬朗、乐观。可以打这样的比喻：海明威已提前出现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诗歌中——抑或，惠特曼通过二十世纪的美国校旱延续着生命。从惠特曼到海明威，一直贯彻着一种充满阳刚之气的美国精神——在他们身上，不乏西部牛仔的影子。
美国文学从无到有，从贫瘠到丰富，决定着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它最初的作家，也带有拓荒者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恰恰是可以遗传的。“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棵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它孤独地站立着。附近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情人，一生中却发出这么多的快乐的叶子。”惠特曼所歌咏的坚强的橡树，又摇身变成海明威笔下的硬汉——硬汉不跳舞，硬汉沉默寡言。只是不知道海明威是否意识到自己继承了惠特曼的遗产？“他刚一开始写作，似乎就决意创造一个超越他作品之外的自己的形象和一种贯穿作品之中的风格。他塑造了一个世界，在其中他自己讲述故事的声音就是超越个人的纯真的标准，他笔下的人物都得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属于个体劳动的写作构成一种压倒的力量，一种专业性的形而上体系。”这是利奥＆#183;布劳迪形容海明威的话，但用来概括惠特曼似乎也可以。
惠特曼长达1336行的《自己之歌》，就是对自我的纵情赞美——体现了“自我是一切，一切是自我”的基本思想。甚至可以说，包容了他毕业创作的401首诗的《草叶集》，就是其精神上的自画——几乎每一首诗都行走或潜伏着他本人的影子。“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到我想去的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大路之歌》)
这条洋溢着男子汉气概的大路也一直延伸到海明威的脚下。正如惠特曼本人经常迫不及待地出现在自己的诗篇里（多使用第一人称）,“怀着不可抗拒的意志从束缚着我的桎梏下解放我自己”，“海明威的一生试图把公众加在他身上的形形色色的赞扬和一种自由自在、偏颇固执的独特个性糅合在一起，同时日益自觉地履行着作家的‘行业职责’。即使这样，他依旧向不少年轻的作家提供了作家生活的典型。”(利奥*布劳迪语)诗篇中的惠特曼，是半人半神的形象——浑身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如日出东方。
到海明威的时代，浪漫主义由现实主义所代替，“半神”变成了具有超人意志的“硬汉”。而《老人与海》里的主人公桑地亚哥，则是一位不向挫折屈服的“老硬汉”。有人认为“海明威显示的新的文学敏感性有孤芳自赏的味道”。这话说对了一半。海明威与惠特曼一样，都有一份自恋情结，都在通过写作不断地向自己理想中的男人模式靠拢。你很难分辨他们是在讴歌伟大的男子，还是在赞美自我。不管怎么说，这不同时代的两位美国作家都在强化文学的性征——都在努力创造一种绝对男性化的文学。
海明威把风格定义为“压力下的优美”。这种压力既是来自外界的，又是作者自己施加的。或许，任何作品都需借助一定压力才能产生——就像喷泉被一只无形的手挤了出来，形成婀娜的射线。我们从它的造型可以想像出力的轻重缓急。那么，海明威自身的风格是什么呢?是急促、生动、简洁与单纯，仿佛有行军的鼓点伴奏似的。美国评论家利奥*布劳迪说：“通过一种经过锤炼的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