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城的太和殿比之亦显局促。永乐皇帝不仅在文治武卫方面好大喜功，对待死亡、对待身后事也舍得下本钱、丝毫不马虎。许大龄先生在赞叹长陵拥有十三陵中最长的神道、最大的碑亭和碑、最大的享殿和最大的宝城之余，还开过一个玩笑：“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其说是派郑和到海外寻找建文帝，不如说是‘宣扬国威’和向海外‘取宝’更为可信。要想将来能从长陵发掘出一部抄本《永乐大典》，这可能性不大，但从长陵以及景陵、献陵中发现郑和从海外带回的珠宝、香料倒是十分可能的。”朱棣是仅次于开国之君朱元璋的大明二号人物，属于创业之君，“靖难”（夺权）、迁都、守边、远征（他死于北伐鞑靼、瓦剌二部的途中）乃至修陵，无不为了追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长陵带有纪念碑性质。
在长陵周围，另有十二陵，皆是朱棣的龙子龙孙及后裔。他们先后继承了朱棣的遗产——紫禁城及金銮殿，不仅模仿其生，而且模仿其死，一律大兴土木占地修建陵墓，并且大肆聚敛用于殉葬的宝物，恨不能将人世间的黄金美玉、绫罗绸缎全部随身带走。长陵的宝藏尚是个谜，而万历皇帝的定陵已于1956年发掘了，出土大量殉葬品：光锦缎料就达160匹，皇帝的王冠及龙袍皆以金丝金线绣织而成，连皇后的凤冠都不同凡响——镶嵌宝石百余块、珍珠五千余颗。简直准备在九泉之下开珠宝店了！与之相比，连阎王爷都显得像是穷光蛋了。
定陵在十三陵中尚属中等规模的，为从房山西南的大石窝运来一块造丹陛用的石料（长3丈厚5尺），两万搬运工足足拖了28天（详见贺盛瑞《两宫鼎建记》）。其总共耗费多少人力可想而知。还有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庆陵、德陵等等呢？据史料记载：规模较小的献陵动用军夫、工匠23万人，在前十二陵中最小的景陵也用了10万人。每修一陵，都会使无数工匠劳累而死。例如在修长陵过程中，朱棣曾派专人去天寿山工地宣读他写的祭文以示慰藉，由此可见一斑。为死人修坟，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以及累死多少活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长夜般的愚昧与黑暗。死亡居然比生命更重要、比生活更重要——帝王们的死亡观念，是今人无法理喻的。他们在给自己修筑一座座陵墓的同时，无形中也使中国漫长的君主制时代逐渐陷入一座巨大的坟墓——封建社会在帝王们的奢侈与昏庸中走向末日。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相搏斗的过程——文明最终成为野蛮的掘墓人。皇帝终于死了!
从另一重意义上来讲，在皇帝全部死光之后，文明才真正地诞生、真正地成形。它首先是从帝王的坟墓里挣扎而出的。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禁联想到那位始皇帝了。秦始皇筑长城，虽然累死过许多民夫，本意还是好的：为了荫庇麾下的芸芸众生，抵御外族的铁蹄。至少不能算绝对的自私。况且，在民间传说中：孟姜女一哭，长城就倒了。
拿长城跟十三陵相比，顿时显出明代皇帝们的荒淫与利己。这仅仅是供一个人享用的“长城”。一个人，用子民的鲜血与骸骨，为自己营造的凯旋门。而且，当时又有哪位寡妇，敢于趴在这血腥的坟头上痛哭、控诉呢？连哭诉的自由都没有。
明代甚至沿用过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的妃嫔殉葬制度（直至英宗死前才遗诏废止），这是汉、唐、宋的帝王所不敢做的事情。今十三陵德陵东南的东井与定陵西北的西井（当地俗称东、西娘娘宫），尚存红粉墙绿琉璃瓦的建筑遗址，即永乐皇帝殉葬嫔妃们的埋葬之地。真够狠心的——居然选择如此美丽而又鲜活的牺牲品。皇帝死了，对女色的贪婪都不曾削弱——把活人也当作珠宝玉器一样打包带走（“吃不了兜着走”？）“（妃嫔）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缀，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小木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实录》) 这些美人，是在为皇帝哭呢，还是为自己哭？哭又有什么用？十三陵光靠哭是哭不倒的。
帝王的坟墓建立在人民的累累白骨上，他们的光荣总是拖曳着浓得化不开的阴影。
一座，接一座……我把十三陵跑了个遍。颇有感喟：幸亏明朝的国运不是无限的，否则如此这般无穷尽地盖下去，还不把郊外的良田都占满了？还不把民众给榨干了？什么大理石门面、汉白玉拱券、花岗岩台基，还不都是用民脂民膏堆砌的嘛。
仅这十几位皇帝，就折腾得那数百年间的老百姓够受的了。
我实在弄不懂：顾炎武这样的有识之士，怎么也会趴在皇帝的坟头上哭？况且不是控诉、声讨，而是哀悼。
书生的哭，有时比宫女的哭还要来得暧昧。
顾炎武是明亡后改名炎武的，参加过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47岁，可能感到没戏了（回天无力），就从江苏昆山来到北京，首先拜谒的自然是象征汉族统治的明陵——肯定磕了好几个响头。在剩余的19年时光，他始终未远离其左右，六谒十三陵，写下《昌平山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