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再不可能有如此单纯的夏天了——每当捧读旧日影集里一幅发黄的照片，才察觉指缝已漏走了多少岁月。照片是在圆明园拍的。那八国联军焚毁的废墟上簇拥着十几张年轻的面孔，其中的我，穿一件廉价的黑西装，手提公文包，有点疲倦地微笑。当时我作为一位外省的诗人来北京城求职，借住在师范大学宿舍里，和当地的一群流浪艺术家朝夕相处，直至熟悉如同一道篱笆墙内啄食的家禽。那幅照片，便是大伙结伴去郊野举办露天诗会所拍摄的。我白天怀揣资料在这座庞大的城池里东奔西跑，和各种各样单位的人事干部磨嘴皮，夜幕低垂时搭乘公共汽车返回铁狮子坟附近的校园，推开门——伊沙他们已从食堂打来了饭菜，坐在灯火辉煌的寝室里等我。“有消息吗？”老G总是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接过我沉甸甸的包。这么一群落魄的男人团结如一个家庭，应该感谢其中惟一的女人，老G——伊沙的女朋友。不知最初是谁给她取了这么个男性化的绰号，但听惯了，居然产生某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她无意识地以女主人的身份照顾着周围每一个人，于是她和伊沙，便构成我们清贫的沙龙的核心。
伊沙，老家西安，有着金斯伯格式嚎叫的嗓子，擅长朗诵。老纪，娘家在河南，和伊沙是师大同班同学，但在心理上已嫁给诗人伊沙了，他们正计划毕业后共同分配到那座既有兵马俑又有杨贵妃的城市。在学生食堂，老纪问我爱吃什么，我瞟了瞟黑板上的菜价，“来一碗稀饭，两只肉卷。”多少年后，善良的老纪还记得我的江浙口音，并笑着向朋友们模仿：“洪烛最爱喝稀饭，吃肉卷。”在老纪面前，洪烛日后再混出个人模狗样，仍然是个弟弟。
一位身材瘦削、皮带上挂着单放机的摇滚青年从人群里挤过来，神情黯淡地坐在伊沙旁边。老纪给我介绍：“他叫张楚，从西安扒火车流浪到北京，只带了一把吉它——已经两年了。”这位叫张楚的大男孩脸有点脏，牛仔裤有点脏，翻毛皮鞋有点脏，但一双眼睛很亮。老纪怜爱地把一块干净手帕递给他。如果再过两年，便没有谁不知道张楚了，他有一首《姐姐》唱红大江南北，结尾部分声嘶力竭地呐喊：“姐姐，我要回家！”不知惹得多少有姐姐或没姐姐的雾都孤儿落泪。张楚的《姐姐》并不见得是写给老纪的。但老纪，确实是我们（包括张楚）共同的姐姐。是我们那一段苦难生涯里象征着温柔与善良的姐姐的化身。
今天晚上，我坐在沙滩北街的寓所里写这篇文章，书桌上放着张楚新出的盒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突然发现张楚已经是红人了。张楚，还记得六年前老纪给我们准备的饭吗？真香啊!只有孤独的人才配骂自己可耻——其他人没有资格。老纪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孤独的人，有过一饭之恩啊。她是光荣的。光荣的姐姐。
伊沙带路去侯马的大套间寝室，让我听张楚唱歌。张楚把琴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古典的美人，唱自己作词谱曲的《西出阳关》，大意是“我坐在大路旁，我坐在草地上，远处一群鸟，近处几头羊……”简单的意象，一旦和音乐接轨则金戈铁马滚滚来，眼前这位无名男孩带给我的震撼不亚于目睹了泰山。他天生就是音乐的帝王将相。张楚怀抱美人走出春风杨柳玉门关，是那年夏天我最辉煌的一个夜晚。
侯马带头鼓掌。他身材魁梧，有演说家风度，语调激昂，且伴以有力的手势，怎么看都像马雅可夫斯基。侯马，我没忘掉你那副古希腊雕塑的面部轮廓。侯马后来分在公安局工作，娶了在电视台的漂亮的妻子。我上个星期跟他通过电话，说说各自的生活。我们都未再轻易提及那个繁星满天的夏季——毕竟，好多年了。毕竟，路太长，朋友们都走散了。
那个夏天来客串的还有哈尔滨的中岛，他说过一段话，好像是“在茅草屋里相爱，就拥有了天堂”，令我刮目相看。他不擅饮酒，喝一点脸就红了——加上个头小，像个快乐的红孩子。还有北京大学的西渡与戈麦。想起戈麦我就心痛，他是一位清贫的圣徒，那个夏天里他谦逊地端坐在角落，偶尔面露倦容。他当时分配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发表了不少作品。仅仅在第二年，这位自觉与内省的诗人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成为北大诗人中继海子、骆一禾之后第三位早夭者。他的遗作由西渡搜集整理，即漓江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戈麦诗集：彗星》。
夏天留下的欢乐与痛苦，一到秋天就被吹散了。然而我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像落叶一样聚拢在一起，在大地的掌心嘘寒问暖。在同一盏昏黄的灯下，在四堵苍白的墙壁之间，我们掏出各自的手稿，慷慨激昂地争论诗歌、理想乃至艺术的命运——很多年以后，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当时的幻想与热情，即使我们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荣誉、财富或地位。除了掏出钱包、身份证、盖公章的介绍信或绅士的手帕之外，我们再也无法从青春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什么了。
那些青梅煮酒、酩酊大醉的浪漫主义夜晚，我总是睡在伊沙特意腾出来的床上——而伊沙则和徐江挤在上铺直到我终于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摆下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一架自己的行军床。朋友们的友谊是我终生感激的渡口。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