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些年来，在我心目中，母亲简直就是故乡的一部分。我炊烟般袅袅升起的乡愁，最浓郁最无法割舍的一缕是属于母亲的。从18岁开始，我就多了一重古典气息浓郁的身份：游子。但在现实中，这种身份简直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断线的风筝？无根的浮萍？抑或四海为家的流云？我的爱常常只能从剪票口开始，到另一个剪票口结束——我常常只能借助一枚创伤的车票来维系与母亲的联系。母亲是游子精神上的故乡。而故乡对于我，相当于被放大了的母亲的概念。翻开地图，看到长江中下游那座叫南京的城市（在纸上比指甲盖还小），从内心的最深处感到温暖：我的母亲今天仍然生活在那里，在遥远的一扇窗口里做饭、晾洗衣物并且思念着她的儿子。这种时空无法阻隔的心灵感应，该算是一生中永不消逝的电波吧？
我18岁那年，母亲骄傲地用她的私房钱买了一张船票，在细雨蒙蒙的码头上送我去武汉读大学（我搭乘的虽是汽笛悠扬的现代化客轮，但呈现在母亲视野里肯定是孤帆远影的意境）。仅仅四年以后，又是母亲亲自去排队买了火车票，交到我手里——我就这样展开了迁徙到北京的个人生涯。母亲当时预料不到，她对世界的这两次慷慨，构成她终生恐怕都将追悔的过错：我从此便被她无意识地移交给世界，而不再属于她。她已经付出还将继续付出漫无涯际的失眠、泪水、挂念，来承担世界对一个平凡的母亲的掠夺。我离开故乡已经十几年了，愈行愈远，留给母亲的，永远只是背影。一次次的背影。我每年都要回老家探望母亲，又都要在她刚刚重新熟悉我或我的现况之前离去，这是很残酷的，我与母亲之间发生过许多次匆促的离别，但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两次是最难忘的。从18岁以后，都可以算作与母亲的一次漫长的离别。而18岁，只是这一次漫长的离别的开始。
从此我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两座城市里，坐火车需要一昼夜的路程。这就是一个母亲与她孩子的距离。我估计这甚至将构成我与母亲共同承担的忧伤的宿命。我如果在北方的旷野上呐喊一声，恐怕要经过一昼夜才能传到母亲的耳边。那么索性让我缄默吧，缄默地以文字铺设一条通向母亲的捷径——省略掉途中的桥梁、河流、田亩乃至外省的小站。唉，思念母亲的时候，真想能以光速回到她眼前——当然，这肯定也是母亲的愿望，甚至堪称我苍老的母亲对生活最奢侈的要求。我太了解她了。从18岁以后，我享受到的母爱和回报母亲的孝敬，同样是残缺的——游子的天空没有满月。谁也看不见谁，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谁也不知道对方正在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我与母亲简直像生活在两个世界，或两种时空。每年回家探亲，总发现母亲老了许多；前年是皱纹多了，去年是头发白了，今年是牙齿掉了……顿时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恍德感。触目惊心。我简直不敢如此想象下去。于是转而安慰自己：母亲健在就是一种幸福。虽然天各一方，她的心跳无时无刻不在震撼我的耳膜。就像冬天的鸟怀念远处的树巢——母亲的音容笑貌是我流浪生涯中最隐晦最柔韧的寄托。母亲无论居住在哪里，哪里都是我的故乡。游子的心室供奉着一枚隐形的磁针。
母亲来信，总是很短很短。这些年我一直出门在外，除了每年一、两次假期外，其余的时间只能靠书信与家中保持联系。仿佛成为惯例了，收到的家书一般都是父亲执笔，而由母亲在信未附上几句话。母亲的字体一生未有大的变化，横平竖直，纤巧紧凑，一笔一划都保留着女中学生的风味。
这恐怕也是母亲总让父亲写正文，自己仅附注几笔的原因。母亲觉得自己的字拿不出手。加上父亲日常拟惯了公文，遣词造句自如，讲述事理也极周全，因而似乎更有发言权。然而我知道，家中频繁来信，大多缘自母亲耐不住自己的思念，而催促父亲“又该给孩子写信了”，父亲不过是代言人而已。父亲永远有父亲的威信，不是很擅长儿女情长的。每逢拆阅家书，我心理上总偏爱地视作“母亲又来信了”，虽然母亲的信总是很短很短。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父母之爱心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父亲的语气难免带有淡淡的“官腔”，开头无疑询问一番学业、生活情况如何，中间介绍一下家中近日发生了哪些新事，最后总结出对孩子各方面的要求、希望。而母亲的短笺朴实无华，好像仅磅叨几句家常，人情味反倒浓极了。
母亲的爱是细致而不无担忧的，总是敏感于我写信间隔太长，“是否生病或发生什么事了？”她每每不厌其烦的探询实则载荷着太深的挂念。我没想象过母亲接到孩子去信的心清，但母亲自己说她常常是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眼泪流了出来。作为男孩子，大大咧咧惯了，有时把写家信当作应付差事，潦草完成，有时事务一多就疏忘了这茬，白惹母亲担心了无数次。念及自己居然不懂得回报母亲以经常的欣慰，真觉得是太吝啬了——和那份深厚似海的母爱相比。
天气刚刚转冷，母亲信中就流露出喜悦的成份，因为我寒假总要回老家过春节的（哪怕这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