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八十年代是出诗人的年代。在全国高校，几乎每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算半个诗人。我也未能例外。当时我因中学时写诗小有名气而被保送进武汉大学，觉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尘世进入诗人的乐园。新生入校，照例由辅导员带领去瞻仰位于樱园老校舍区的闻一多铜像——因为他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们不再叫他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这班后生们写诗。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吧——武大是一所为诗人树立有塑像的学校。偌大的武汉，也只有两位诗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着——另一个是东湖公园里的屈原石像。我“野心勃勃”地想：第三尊塑像会留给谁呢？我可要加把劲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许不只我一人。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有类似的雄心壮志，我周围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在闻一多铜像前宣誓成为诗人的——譬如陈勇、李少君（后来去了海南），譬如低年级的邱华栋。我们都是浪淘石文学社的。类似的社团，仅武大就有十来个，各自招兵买马，举办朗诵会，油印诗刊，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常去的桂园咖啡馆里，有售已毕业的校友王家新的诗集——其时王家新在《诗刊》，我们便觉得北京的《诗刊》跟武大有缘，谈论王家新像谈论一个发达了的亲戚。这种亲近感是可以理解的。没准现在，武大的新诗人也带着同样的神情谈论我呢。
每年春天，樱园的樱花便开了，武汉三镇的市民，成群结队地到武大校园内赏花——有一条路也以樱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学社，也该举办邀集湖北各高校诗人参加的樱花诗会了。八十年代的朗诵会，可比九十年代的要阔气得多——一声号令，千人云集，有兵团作战的气势。我参与主持的几届，由学校派车接来碧野、徐迟、曾卓等老作家担任评委，评出的好诗都有奖品，且在校报校刊上发表。朗诵者大都是各校的名花，莺歌燕舞——陪伴着各自的诗人逶迤而来，真是才子佳人大聚会。诗会隆重得像选美。难怪那时候诗人多呢，读者中美女也多——女大学生们以认识诗人为荣。顺便提一句：曾在樱花诗会朗诵拙作并获奖的华中师大“战地夜莺”（校广播员）孙汀娟小姐，毕业后成为湖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别，偶尔调频道重睹她的芳颜，我自作多情地猜测：美人是否还记得我的诗呢？
武大当时在全国领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诗人。廖胡子以酒和诗团结了一批社会上的兄弟。诗坛正闹“第三代诗歌运动”，按道理最热闹的地方应该在四川，可四川的诗人极喜爱来武汉串门。成都的尚仲敏编印“大学生诗报”，每期都及时地在武大教学楼前张贴出来，惹得众人像争看大字报一样围观。莽汉李亚伟、杨黎从重庆乘船随流而下来武大找人——敲错了宿舍门，结果认识了正捧本《星星》在读的我，畅谈一番，还送我一套他们的诗歌资料《非非主义》。那时候只要知道对方写诗，就跟在敌后碰上同志似的。对一下接头暗号顿时就变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后，我跟李亚伟又戏剧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摇身一变，已腰缠万贯，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门，拉我去楼下喝酒。问他还写诗吗，他说：诗不写了，酒还照样喝。想当年，李亚伟的一首《中文系》曾使全国各高校的诗人臣服。
武大快成了四川诗人的别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据点。李亚伟、杨黎、马松等游侠经常不请自来，反客为主地邀我们这些本科生诗人喝白酒——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江湖上的知识。廖胡子捧着个大茶缸慢条斯理地招呼大家，与旧时代川江上的舵爷权神似。他还邀约亚伟、开愚等人在武大搞过一次第三代诗歌讲座，谈吐幽默、粗野，像练武场上的枪棒教头，与平常助教、副教授们温文尔雅的讲学风格迥异，把阶梯教室里的女学生吓退了不少。他们把绿林好汉的诗风带进了武大的校园——应该承认，他们使诗歌不仅仅停留在写作的阶段，而接近于行为艺术。他们以流浪汉的形象，对校园诗歌进行了一场哗变、一次革命。武大很巧合地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座桥头堡。
廖亦武、李亚伟他们常去法律系的女生宿舍——那里有他们一个漂亮的女老乡。而且跟这个女老乡同寝室的，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据说有一次他们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烦了；“我们明天就要交论文了。”在座的开愚说：“我可以替你写呀。”女生不信：“你写得了吗？这可是国际法专业的。”开愚讨来题目与稿纸，一挥而就，完成了一篇谈国际法的论文——女生们传阅，居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见开愚的博学。这是武大校园里流传的一段关于诗人的佳话。第三代诗人，大多是大学生出身，而且天性聪慧，能把死书读活了。现在看来，一座大学，多出几位诗人，还是比多出几个书呆子要强。
1989年7月（八十年代的末尾），我离开了武大，来到了北京，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做编辑。不知是因为城市的更改还是因为年代的更替，我周围的诗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诗也写得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改写散文了。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不管作为我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的诗人群体，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