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时代读线装本的《楚辞》，觉得隔着一张纸和屈原亲近。今天，穿上旅游鞋先搭火车再转乘船来到秭归，又觉得是隔着一个地名和屈原亲近。屈原是谁，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同样早就耳闻长江三峡的巫峡与西陵峡之间有座叫秭归的小山城，有一大半因为它是屈原故乡的缘故。
秭归古名归乡，为古归国所在地。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史记*楚世家》）今秭归城东七里的鲢鱼山遗址，为熊始都丹阳旧址。因此归国是楚最初建国的地方，楚国的祖先皆可算作秭归人。战国时期，公元前三百四十年，屈原在此诞生，成年后官居楚三闾大夫——然而和他作为一位诗人对历史的影响相比，这个官职太轻了，简直微不足道。正如对秭归而言，它仿佛是从屈原诞生的那一天起，才真正地拥有历史、拥有记忆。
秭归依山垒房、临水搭楼，整座城池宛如一只巨大的葫芦，因而又称“葫芦城”。莽莽的古城墙借山势倾斜而下，南门恰好对千里烟波豁然敞开。秭归是长江中游的一座小码头，由此展开联想，我们会承认它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座小码头。秭归是有福的，正如佛罗伦萨产生了但丁，这座玲珑剔透的小山城也向全世界贡献了一位重量级的大诗人。仅仅这一点，秭归也该在注目礼下戴上金镂玉琢的神圣桂冠。
然而秭归没有，秭归平平淡淡地傍水而居，顶多每年端午节沿续裹粽子和划龙舟的古老习俗时，会比其它地域狂热那么一点。端午，秭归自己在给自己过节，而全中国，都在给一个在秭归出生的人过节。秭归确实是有福的。
台湾的余光中公开宣称：“我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有这样一则民间传说：屈原投湖南的汨罗江后，托梦给姐姐女须，说三天后有神鱼托他回归故里。不知那臆想中的航班是否准时到达——毕竟，两千多年就像江水流过去了，屈原的故居所在地，现在已叫湖北省秭归县三闾乡屈原村乐平里，圈点得既复杂又详尽。全世界按这个地址写信，他都能收到。我想，所有的诗人来到秭归，都该与一般的旅游观光客怀有异样的心情——虽然大家都是来看一个人的。只要是诗人，都会觉得自己和这块土地上这位看不见的主人有特殊的联系——那简直算一种藕断丝连的血缘呀。屈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诗人了，正如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秭归这个地名虽然拗口，却称得上所有中国诗人精神上最原始、最本质的故乡了。秭归是有福的，所有来过秭归的诗人都是有福的——就像回过家的游子一样，回过家才真正地了解了自己。
李白来过（留诗“屈子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来过（留诗“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陆游来过（留诗“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苏东坡好像也来过。郭沫若来过（留诗“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流香”）……还有谁来过或谁没来过呢？今去秭归，导游手册上说有四条路线：东从宜昌可溯江而上；西由巴东可漂流而下；南越长阳，北过兴山皆能驱车前往。
然而，我们借助怎样的交通工具，才能在精神上更接近屈原呢？怎样才能给诗人的身份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将秭归考证为屈原的家乡，最早的记载见《水经注》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又注释道：“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庙，捣衣石犹存。”我拜访乐平里，也和许多游客一样想到一个问题：屈氏宗族繁衍到如今有多少代了？谁是屈原的末代子孙？我甚至和同伴半开玩笑地说想看看屈原的后裔是否也写诗——若写得好的话我会帮他捎回城里发表。
下车一问，才知道乐平里不仅没有屈原的后代，连姓屈的人家也没有一户。据导游讲，好多实地探索者也因此怀疑《水经注》的记载错了，屈原是秭归人纯属妄谈。当今县志是以《明史》记载的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所采取的迁移农民、组织屯田之措施为解释的：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即将农民从地少人多的乡村迁移到地多人少的地域，使之开垦蛮荒，发展农业。长江中上游便有了“江西填湖北、湖北填四川”的史实。乐平里谭、李、向、黄四大宗族的族谱都记录过这一移民运动。如清光绪年间的黄氏族谱写道：“我始祖黄公讳德明者……与谭、李、向各祖公奉旨自江西发籍之鄂，由荆来彝陵，怀秭归屈左徒讳灵钧之高风，慕骚坛之古迹，落业三闾。始则人丁零落，既则人文蔚启……”考古学家便舒了一口气：如今屈原故里的谭、李、向、黄四大宗族皆祖籍江西，而乐平里原屈氏族人则迁徙到了四川——屈原后裔下落不明的悬案终于有了答复。
读县志时我很同情考证者的严谨与关注，忽然又觉得大可不必，在史料的末梢刨根问底又有什么意思呢？屈原还是屈原，秭归还是秭归，历史还是历史，地理还是地理。诗还是诗——尤其在于，每一位活着的中国诗人无不承认自己是屈原的后裔，并以此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