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几乎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神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有流传下来的诸多诗篇作证），但是他的形象，在街谈巷议中分明被神化了。说他是酒仙：“斗酒诗百篇”；说他一身傲骨：“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些溢美之辞甚至出自唐朝诗坛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杜甫之口，似乎不可不信。还有件使其大出风头的轶事：当时的“第一夫人”杨贵妃笑脸相迎，请李白题诗，李白提出的条件是让宠臣高力士脱靴子……此事如果属实，淡泊名利、傲视权贵的李白真是太潇洒了。古今中外又有几个文人能获得这样的待遇？即使歌德，路遇魏玛大公国的君主，也会下意识地侧身伫立、脱帽致敬，此情此态曾遭到贝多芬的嘲笑。
李白的人生哲学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难怪他有个外号叫谪仙呢。这个称谓本身，就带有神话的色彩。他在天堂里肯定因为特立独行，不屑于溜须拍马，加上没有组织性纪律性，才被发配到人间的。在人间他依然故我，恃才傲物，却奇迹般成为自由的化身。
李白最大的魅力不是他的酒量，不是他的文采，而是他典型的性格：充满了对自由的热爱。还能找到比李白更“自由化”的诗人吗？在他之后，循规蹈矩的宫廷诗人越来越多了。这愈发衬托出李白的不可一世，不可多得。比人身自由更难得的，是心灵的自由——李白拥有一颗博大的心灵。这是成为大诗人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大诗人与小诗人最明显的区别。古往今来，读者是有眼光的，有良知的，或者说，潜意识里也有对自由的渴望与羡慕，所以他们选择了李白。李白不仅成为诗歌的偶像，而且成为人格的偶像。一般人很难达到李白的境界，正因如此，才会对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顶礼膜拜。但实际上，这种境界早已存在于他们的理想中，李白不过是恰巧吻合的一个符号，一个替身罢了。
唐诗之所以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巅峰，恐怕也源自于它所倡扬的这种自由的精神。唐朝的诗歌皆是有灵魂的，而不是徒具肉体的丰腴与语言的华丽。发展到宋词，这种精神多多少少打了点折扣，只能借助外表的浓妆淡抹加以弥补。再往后，灵魂逐渐昏迷，逐渐死亡，诗歌也人老珠黄……直至今天，它拄着拐棍走下了神坛。可以说，自由精神的丧失，导致诗歌失去了自由，甚至进入危机的时代。说到底，李白已是一位很难超越的诗神，一位出神入化的领袖。《全唐诗》洋洋洒洒，浩如烟海，若从中抽去李白的那一部分，肯定会因群龙无首而稍显黯淡。他的名字已构成唐诗的一枚标签。在唐朝，李白毫无疑问是诗坛冠军。跟他旗鼓相当的杜甫，之所以屈居亚军——并不完全是诗艺上的差别，而是因为李白的人格魅力，更容易受到中国老百姓崇拜。他比杜甫幸运的是，向神话的境界多迈出了半步。而杜甫，仍然是屈原的延续，屈原那忧国忧民的继承者。
中国老百姓，喜欢崇拜英雄，崇拜“半神”式的人物，崇拜秉承了天意的偶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渲染与美化。李白的形象，最能迎合这种大众心理。可以说，他是中国人漫长的“造神运动”的产物，是中国人精心臆造的一尊血肉丰满的诗神。而他的诗篇，确实可以充当供各阶层人民反复吟诵的浪漫主义的“圣经”，并且起了类似的效果。譬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譬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譬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几乎妇孺皆知，像谚语一样深入民心。更难得的是，他的一些个人化的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抑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之类，还可体现为对众多失意者的安慰，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里获得呼应。他的诗歌，不仅仅是抒情、咏物、纪事，其实还潜移默化地传达着他的自由精神，他的人生哲学。
也只有李白，才配称作谪仙。此曲只应天上有。这就是酒仙与酒鬼的区别，诗仙与平庸的诗人的区别。杀身成仁易，羽化登仙难。谁能模仿到李白身上的那缕缕仙气呢？而他本身并非靠模仿获得的。
李白的一举成名，除了人好、诗好外，也沾了点酒的光。酒是诗的催化剂。而他一生，也似乎都在为酒写广告词。最有代表性的是《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是彻底把酒视为终生的朋友，甚至花间独酌，也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幸好酒也不曾辜负他的一腔厚爱，丰富了他人生的传奇性。从古至今，读诗的人多还是喝酒的人多？李白却一直拥有这两大读者群。
尼采曾描述过酒神的精神。当然，他描述的是古希腊的酒神。我却联想到李白。李白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一个诗神，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酒神，一个会写诗的酒神。或者说，是诗神与酒神的结合体。他创造了自己的神话。